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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誰的文章寫得好

李敖
十八年前我獨居新店山腳,常在陰霾漫天的夜裏,泛舟碧潭。那時候,整個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遊才勉強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來,自然的風景,就一一都給殺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裏,改作文維生。

作文是成功中學小毛頭寫的,施珂大哥在那裏教國文,看到許多國文老師懶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過來,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幾班的作文,由我標到。做地下國文老師,收入不惡,精神卻痛苦,因爲每賺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糾纏至少三分鐘。我是樂觀的人,可是連改二十本下來,就人生乏味,並且連自己的文章也被薰得退步了,也被洗腦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邊改一邊想:什麼原因使小毛頭的文章寫得這麼要命?爲什麼文章竟寫到千篇一律的濫套,寫得甲跟乙沒有什麼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麼兩樣?爲什麼文章寫得一點也沒個性,沒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話說,狗屁文章有三類:第一類是“放狗屁”,程度最輕,是人放狗屁,還不失爲人;第二類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並不整天放,只偶一爲之;第三類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爲常業,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於中國人相信文章是大業,是盛事,是不朽的張本,是富貴的敲門磚,是“天地之精英,陰陽剛柔之發”,所以古往今來,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類俱在,臭不可聞。

用狗屁來說明,實在不是罵人,而是一種評判標準。所謂文章,基本問題只是兩個:一、你要表達什麼?二、你表達的好不好?兩個問題是二合一的,絕不能分開。古往今來,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談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將,承前啓後,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一、他要表達什麼?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什麼是聖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象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糟糕的還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卻不知道不好,還以爲那是好。這就表示了,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以唐宋八大家而論,所謂行家,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嚴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軾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裏?好的標準是什麼?

又如林琴南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古文大師章太炎卻大罵林琴南吹牛,說林琴南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太炎又說:“當世之文,惟王愷(門內豈字)運爲能盡雅,馬通伯爲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壞問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的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裏。

做爲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麼山水標準,什麼雅俗標準,什麼氣骨標準,什麼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只是:一、要表達什麼?二、表達的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這種新的標準,可以使我們立刻變得氣象一新,開拓萬古心胸,推倒千載豪傑。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們讀得起勁,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漢的作者寫的,又怎樣呢?我們決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卻人云亦云的跟著說它好,或歌頌作者是什麼八大家幾大家,我們該有這種氣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們該敢說我們心裏的話,當你被一篇濫文章煩得要死,你除了大罵狗屁,還能罵什麼呢?

爲什麼中國文章中有這麼多狗屁呢?這得先回顧一下中國文章史。

中國文章,一開始不是文章,而是“詩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詩歌是當時白話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產物,當時的寫作技巧很單調,最喜歡用單字重複來繪影繪聲,描寫黃鶯,就來個“其鳴喈喈”;描寫桃花,就來個“灼灼其華”,很少會變花樣。我們讀《詩經》,看到的,多是這類原始的表達法。

這類表達法轉到戰國以至漢朝,變爲“辭賦”,辭賦開始變深了。那時候政府的命令是辭賦,命令下來,深得小公務員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沒辦法,就獎勵大家研究這些難唸的古文,誰念得好,就給誰官做。這種獎勵,就是科舉的起源。有了科舉,就可以憑寫文章做大官,中國人這麼喜歡寫文章--寫討好政府喜歡的文章,骨子裏,其實有制度的背景和遺傳在。現在的高普考大專聯考,不過是科舉的摩登化,片言點破,一切可如是觀。

辭賦表達法帶給中國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話和文言的大分裂。這種分裂,到魏晉南北朝轉爲“駢文”,駢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做作極了。因爲太做作,從隋唐到北宋,文章轉爲“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後,有“語體”出現,開始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於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爲好的表達的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啓超,梁啓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

梁啓超雖被老前輩痛恨,詆爲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啓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後由胡適等的白話文代領風騷,中國文章,自此正宗白話化。

不論多少老頑固老夫子抱殘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壽序、賀啓、祭文、致敬電一套陳腔濫調外,已經越來越木乃伊,小毛頭們沒人要看文言文,也沒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話語譯後,才勉強看看,應付考試和老師。但當考試和老師要作文的時候,小毛頭就無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話文的正宗基礎太薄弱,胡適等人公開表示他們老一代的白話文是放小腳式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另一方面,白話文的起步一再誤入歧途,他們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乍看起來,捧來捧去,彷彿成功,實際情形卻是做人成功,作文失敗。小毛頭們在這種文風裏長大,自然種屁得屁,要他們寫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蹟何來?

奇蹟來自李敖這邊。白話文在李敖手裏,已經出神入化。在中國傳說中,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這一輩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憑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縱筆所至不檢束”,把白話文寫得氣象萬千,光芒萬丈,這種中國功夫,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爲了給這種中國功夫最新舉證,我特別印了兩本書-《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給“四季”出版、“忠佑”發行,我希望小毛頭人手一冊,大力見習。說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變種,把我推翻,那時候,自然我要讓賢,把五百年打個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