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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幽閉型小說

王小波
張愛玲的小說有種不同凡響之處,在於她對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中國有種老女人,麵對著年輕的女人,隻要後者不是她自己生的,就要想方設法給她罪受:讓她乾這乾那,一刻也不能得閑,乾完瞭又說她乾得不好;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現在的年輕人去過這種生活,一天也熬不下來。但是傳統社會裏的女人都得這麼熬。直到多年的媳婦熬成瞭婆,這女人也變得和過去的婆婆一樣刁。張愛玲對這種生活瞭解得很透,小說寫得很地道。但說句良心話,我不喜歡。我總覺得小說可以寫痛苦,寫絕望,不能寫讓人心煩的事,理由很簡單:看瞭以後不煩也要煩,煩瞭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也有些人煩到一定程度就不煩瞭——他也“熬成婆”瞭。

像這種人給人罪受的事,不光女人中有,男人中也有,不光中國有,外國也有。我在一些描寫航海生活的故事裏看到過這類事,這個摺磨人的傢夥不是婆婆,而是水手長。有個故事好像是馬剋·吐溫寫的:有這麼個韆刁萬惡的水手長,整天督著手下的水手洗甲闆,擦玻璃,洗桅杆。講衛生雖是好事,但甲闆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過分。有一天,水手們報告說,一切都洗乾淨瞭。他老人傢爬到甲闆上看看,發現所有的地方都一塵不染,挑不齣毛病,就說:好吧,讓他們把船錨洗洗吧。整天這樣洗東西,水手們有多心煩,也就不必再說瞭,但也無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辭活不乾,也得等到船靠碼頭。實際上,中國的舊式傢庭,對女人來說也是一條海船,而且永遠也靠不瞭碼頭。你要是煩得不行,就隻有跳海一途。這倒不是亂講的,舊式女人對自殺這件事,似乎比較熟練。由此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種故事發生的場景,總是一個封閉的地方,人們在那裏浪費著生命;這種故事也就帶點幽囚恐怖癥的意味。

本文的主旨,不是談張愛玲,也不是談航海小說,而是在談小說裏幽閉、壓抑的情調。傢庭也好,海船也罷,對個人來說,是太小的囚籠,對人類來說,是太小的噩夢。更大的噩夢是社會,更準確地說,是人文生存環境。假如一個社會長時間不進步,生活不發展,也沒有什麼新思想齣現,對知識分子來說,就是一種噩夢。這種噩夢會在文學上錶現齣來。這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生活中感到煩躁時,就帶有最深刻的虛無感。這方麵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筆記小說,張愛玲的小說也帶有這種味道: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我初次讀張愛玲,是在美國,覺得她怪怪的。迴到中國看當代中青年作傢的作品,都是這麼股味。這時纔想到:也許不是彆人怪,是我怪。

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麼個特徵: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這種想法我很難同意。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舉例來說,對數學傢來說,隻要他能證明費爾馬定理,就可以獲得全球數學傢的崇敬,自己也可以得到極大的快感,問題在於你證不齣來。物理學傢發明瞭常溫核聚變的方法,也可馬上體驗幸福的感覺,但你也發明不齣來。由此就得齣這樣的結論,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問題,這纔是自己的救星。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投身於文學事業。我總覺得一門心思寫單位裏那些爛事,或者寫些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不是唯一可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可以寫《愛麗絲漫遊奇境記》這樣的作品,或者,像卡爾維諾《我們的祖先》那樣的小說。文學事業可以像科學事業那樣,成為無邊界的領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當然,這很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自己就寫瞭這樣一批小說,其中既沒有海船,也沒有囚籠,隻有在它們之外的一些事情。遺憾的是,這些小說現在還在主編手裏壓著齣不來,他還用一種本體論的口吻說道:他從哪裏來?他是誰?他到底寫瞭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