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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過的男孩們都已老了

廖一梅
有那麼幾年,我常常在出租車裏聽到何勇的《鐘鼓樓》:“我的家住在二環路的裏邊……”——那好像是“話說老北京”節目的片頭曲,搖滾圈著名壞小子何勇的成名曲被出租司機們聽熟了頭幾句,但他們不知道後面唱了些什麼,不知道這首歌的作者,不知道他曾經的天才的表現欲,不知道他寫過“我的舌頭就是美味佳餚,任你品嚐”,不知道只要是他出現的場合便要瘋狂起來亂作一團,不知道他後來不再唱歌說不想被人利用,不知道他後來得了抑鬱症差點燒了家裏的房子,不知道他進了醫院,不知道他因爲吃藥而變胖。

我看着身邊一個個叛逆少年變成溫和的中年人,在街頭大聲唱歌的人現在安靜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經是著名憤青的丈夫,在畢業後還被學校給了記過處分,被師長們視爲搗蛋份子,現在也穩重、寬容,是受人尊敬的導演,被人稱爲“老師”,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堅持自我。

現代社會把庸俗生活變成制度,變成時尚,變成廣告牌上的美麗畫片,我們都曾是不想遵守這個制度的人,但我們已倦於叫喊。

竇唯燒車的事,勾起了我丈夫的憤青情結,把手裏的報紙晃得“嘩嘩”響,大聲地宣稱:“音樂圈的人組織簽名聲援了嗎?爲什麼不?”現在不再有憤青了,大家都很冷靜理智地談論着一個人的不理智,崔健發表的聲明是經過律師修改的,措辭十分主流,何勇也是。關於這件事大家已經談論得太多,我不必再說什麼了。

我們都喜歡竇唯,關於他的記憶與我們那熱烈的青春有關,那個熱愛搖滾,熱愛激情,熱愛夢想的時代,很多次不買門票混進酒吧,買不起一杯水但依然狂歡到深夜。竇唯唱歌,打鼓,那一份對自己的專注一直是他與衆不同的地方,他還有一種北京男孩特有的清高和不馴。“黑豹”時期的歌大家人人會唱,後來的《黑夢》也是人手一盤。

2000年,我給孟京輝寫了電影劇本《像雞毛一樣飛》,那是關於一個詩人的故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故事,我們都曾經是徹底的理想主義者,面對周遭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到不適和無能爲力,不知該固守自我,還是審時度勢,站在永遠的風口浪尖。電影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一直在反反覆覆地修改,和一個個投資人交涉。當時一個風頭正勁的外國製片人在和我們工作了一個冬天以後,要我們做出選擇: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寫一稿,或者另換一個題材。我和孟京輝考慮了兩天,給了他一個他沒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寫,也不換題材,再見。對於要拍這樣一部電影的人,這應該是一個誠實的選擇吧。對他說“再見”,可能是製片人到中國後沒有經歷過的事,他還特意請我們吃飯,希望再聊聊。飯桌上是尷尬的沉默,沉默的吃,沉默地分手。

2001年夏天,《像雞毛一樣飛》終於找到一個不要求我們作任何修改的投資人,孟京輝忙着物色演員。沒有一個演員得到大家百分之百的認同,劇組討論了很多天,不記得是誰提起竇唯,大家忽然豁然開朗——沒有誰比竇唯更符合這個詩人的形象了。那時候,他已經離掉了那場著名的婚姻,潑過香港記者可樂,被告上法庭但拒絕道歉,他不再唱歌,他越來越沉默,“不一定”樂隊在演出,我常常在下午看到他在後海的酒吧前澆花。

在一個傍晚,我們在後海找到竇唯,我們在緊挨銀錠橋的一處桌邊坐下,我給他講《像雞毛一樣飛》的故事,孟京輝給他講他的設想。他一直聽着,一直沉默,從他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們只說想請他作曲,他說他和“不一定”正要在全國的高校巡迴演出,不知道時間可不可以。我們約好再聯絡,我和孟京輝都沒有提希望他能出演的事,他的樣子讓我們覺得對他對我們這都是一件太難的事。

最終,出於可操作性,我們還是決定選擇一個職業演員來擔任男主角,我們選擇了陳建斌。因爲片中涉及一段戲仿的歌舞段落需要先期錄音,同樣出於可操作性,我們請了我們影片的錄音師,“清醒”樂隊的張陽擔任作曲。竇唯沒有再打過電話,我們也沒有打,我們想當然地認爲他沒有表示什麼,應該是興趣不大。

影片已經要公映的時候,一天我偶然走過後海邊的酒吧,竇唯從對面走來,在下班擁擠的人潮中,我們一晃而過,我疾步向前走,有人從後面叫我,竇唯從後面追了回來,問我道:“你們想讓我作曲的那部電影怎麼樣了?”我當然的尷尬和不好意思是難以形容的,他不哼聲,他沉默,他沒打電話,但他並不是不感興趣,他在等着呢!我語無倫次地回答了他,說電影已經要公映了,我甚至沒向他道歉,也沒請他看電影,我忽然變得像他一樣不善言辭,我匆忙逃掉了。

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忘記,後面幾次遇到竇唯我都不好意思地躲開了。我覺得我做了不好的事,我在本來可以理解的時候,故意誤解了他,或者說我不過是遵循了更公衆的方式,這難道不是我在影片裏寫的故事嗎?

在美容院和髮型屋的八卦雜誌上,我一次次地看到竇唯的消息,說他沒錢,說他怎麼潦倒,說他壞脾氣,死不開口,他如此地沉默,希望簡單地生活,他們還是不放過他。誰不放過他?娛樂記者?是那些藏在這些記者鏡頭後面的變得越來越功利、市儈、識事務、嘲笑他們不能理解的一切,只崇拜金錢和成功,並且希望人人都崇拜的公衆。沒有比娛樂一切的態度更無聊的事,娛樂甚至沒有幽默感,對完全不可笑的事情津津樂道。

十二年以前,竇唯有一首歌叫《高級動物》,列舉了人類的種種狀態和惡習,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貪婪”、“嫉妒”、“無聊”後面還有“能說”這個詞。“能說”對竇唯來說是一種罪吧,就像佛教所稱的“妄語”,我們太多時候都在犯這種罪,而且還津津樂道。

竇唯在最後反覆唱着:“幸福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