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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道德捆綁

劉瑜
我以前在街邊的水果攤買櫻桃、葡萄之類的水果時,總想挑出其中最新鮮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攤主的阻撓:“不許挑!不許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壞的他怎麼賣呢?其實豈止賣葡萄櫻桃,賣企業也是一樣:幾年前中國產權改革如日中天的時候,爲了甩掉一些不良企業,據說一些地方政府採取的辦法是:哪個投資者要想買好資產,就得接受與之“搭售”的差資產。可見無論是賣葡萄還是賣企業,好壞搭配是推銷之道。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很多集權政府的治國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說,很多集權政府的成功祕訣正在於此:爲了推銷強權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專制也就打開了銷路。其實道理很簡單,要說服民衆放棄權利、財產、自由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讓民衆在打倒假醜惡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放棄其權利和自由,那麼民衆對集權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朱元璋,其治國之策可以說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熱的成功會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錦衣衛這種祕密警察制度,明初的裏甲制度也比任何時代更嚴密,志在把全民都變成祕密警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藍玉案等清洗成千上萬潛在的政治威脅,而且還用強制民衆遷徙的方式開發地廣人稀之地,用強制子承父業的方式干預民衆的從業自由。其暴虐到什麼程度呢?據說某個街頭老婦沒有尊稱其爲皇上,而稱之“老頭”,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殺掉老婦,而且順便幹掉了老婦所在街區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這位“老頭”又對道德純潔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無度,別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黃銅代之,“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對貪官他疾惡如仇,“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貪污六十兩銀子,就剝皮實草。他對地方官員的“截訪”行爲也深惡痛絕,認爲應當給民衆伸冤開絕對的綠燈,有個地方官員試圖截訪,被他發現後,閹之爲奴。他還要求各鄉各里建申明亭作爲思想品德教育的宣傳站,提醒人們尊老愛幼長幼有序。

如果他是純粹的暴君,民間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時又是這樣一個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給喝暈了:“殺貪官?好!”於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迎接了“木馬”腹中的極權統治。

在極“左”年代,如何動員億萬羣衆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權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讓民衆接受“錯抄一句語錄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聽外國廣播就要挨批鬥”的制度安排,當然很難,但是假如接受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鬥那些以前頤指氣使的、享受特權的“土豪劣紳”或者“修正主義走資派”,“出一口惡氣”,也許這個交易還算划算?所以革命期間每次政治清洗運動,往往都伴隨着黨內整風運動,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壞右”,而後者則是“讓黨員幹部在羣衆批鬥中過關”。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羣衆在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張子善劉青山、打倒官僚主義的道德歡呼聲中逐漸拱手交出自由和權利。

權力和道德捆綁也不是中國的特產。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合一的國家,女人穿衣服不能有傷風化,同性戀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絞死,好萊塢電影一概取締——誰讓它充滿了色情和暴力?這種對道德純潔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進主義者中深得人心,而這些激進主義者剛好構成政教合一政權的統治基礎。

早在中世紀,馬基雅維利就在《君主論》中指出,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要同時具有獅子的兇猛和狐狸的狡詐,要在被懼怕的同時被愛戴。當然,道德和權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統治策略:一些專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純潔性,而這種追求恰恰與人類對純潔性的迷戀契合。純潔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對世界豐富性和複雜性的敵視,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觀,本身就爲專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爲深知道德說辭如何在歷史上給權力如虎添翼,所以我雖然敬重一切潔身自好的個體,但是對一切來自當權者的整風、反低俗文化、打黑運動都心存疑慮,此類口號一出,總想要打開特洛伊木馬的肚子,看看裏面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