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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楊絳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後,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瞭一步”,就“進不去瞭”。他感嘆自己“人老瞭,沒用瞭”。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煌恐,因為他是單乾戶。他靠著活命的隻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瞭,有兩個侄兒“沒齣息”,此外就沒什麼親人。

老王不僅老,他隻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願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瞭什麼。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瞭什麼惡病,瞎掉一隻眼。他那隻好眼也有病,天黑瞭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杆上,撞得半麵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乾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癥,給他吃瞭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瞭。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瞭一眼,也許是得瞭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鬍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裏麵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後來我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裏是不是他的傢。他說,住那兒多年瞭。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傢送冰,願意給我們傢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鬍同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瞭。我代他請瞭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瞭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乾校迴來,載客三輪都取締瞭。老王隻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闆三輪。他並沒有力氣運送什麼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

老王欣然在三輪平闆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瞭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瞭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閤。可是過些時老王病瞭,不知什麼病,花錢吃瞭不知什麼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傢來,以後隻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瞭。

有一天,我在傢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裏。往常他坐在登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著身子進我傢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不那麼瘦,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麵色死灰,兩隻眼上都結著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哪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裏倒齣來的,就像我想象裏的僵屍,骷髏上綳著一層枯黃的乾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說:“啊呀,老王,你好些瞭嗎?”

他“嗯”瞭一聲,直著腳往裏走,對我伸齣兩手。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裏是香油,包裹裏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裏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麼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隻說:“我不吃。”

我謝瞭他的好香油,謝瞭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上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瞭,就免得托人捎瞭。”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瞭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迴屋纔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瞭。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麯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象他是怎麼迴傢的。

過瞭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麼瞭?好些沒有?”

“早埋瞭。”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瞭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迴民,埋在什麼溝裏。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迴傢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麼,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瞭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錶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瞭,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