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邊的老人
海明威一個戴着鋼絲邊眼鏡、衣服上盡是塵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正湧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幫着推動輪軸。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後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我的任務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麼地點。完成任務後，我又從橋上回到原處。這時車輛已經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個老人還在那裏。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
“從聖卡洛斯來，”他說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鄉，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
他對我解釋。
“喔。”
我說，並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你知道，我待在那兒照顧動物；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聖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鋼絲邊眼鏡，於是我問他，“什麼動物？”
“各式各樣，”他搖着頭說，“唉，只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着浮橋，眺望着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着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着，期待着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祕莫測的遭遇戰的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裏。
“什麼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隻山羊，一隻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只得撇下它們了？”我問。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一邊問，一邊注視着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後幾輛大車在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纔提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隻東西怎麼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對政治有什麼看法？”我問。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說，“我七十六歲了。我已經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動了。”
“這裏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託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然後再走，”他說，“卡車往哪裏開？”
“巴塞隆那。”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着我，過了一會又開口，爲了要別人分擔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爲它擔心。可是，另外幾隻呢，你說它們會怎麼樣？”
“喔，它們大概捱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
我邊說邊注視着遠處的河岸，那裏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麼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爲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道。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
他說着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後一仰，終於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管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着我講了，“我只是在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復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沉，烏雲密佈，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看自己，大概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
“從聖卡洛斯來，”他說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鄉，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
他對我解釋。
“喔。”
我說，並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你知道，我待在那兒照顧動物；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聖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鋼絲邊眼鏡，於是我問他，“什麼動物？”
“各式各樣，”他搖着頭說，“唉，只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着浮橋，眺望着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着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着，期待着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祕莫測的遭遇戰的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裏。
“什麼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隻山羊，一隻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只得撇下它們了？”我問。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一邊問，一邊注視着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後幾輛大車在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纔提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隻東西怎麼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對政治有什麼看法？”我問。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說，“我七十六歲了。我已經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動了。”
“這裏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託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然後再走，”他說，“卡車往哪裏開？”
“巴塞隆那。”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着我，過了一會又開口，爲了要別人分擔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爲它擔心。可是，另外幾隻呢，你說它們會怎麼樣？”
“喔，它們大概捱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
我邊說邊注視着遠處的河岸，那裏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麼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爲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道。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
他說着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後一仰，終於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管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着我講了，“我只是在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復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沉，烏雲密佈，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看自己，大概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