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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早操

劉瑜
從1999年夏天開始,我就失去瞭集體。

我,正如所有社會主義大傢庭中的成員,從小在集體的懷抱裏長大。小學的時候,小朋友們一起去包乾區大掃除並且集體做早操。中學的時候,同學們一起彩排晚會節目並且集體做早操。大學的時候,大夥兒一起軍訓一起參加一二九閤唱並且集體做早操。

從1999年夏天開始,我再也沒有瞭集體早操可做。

先是在國內某大學做研究人員,不用坐班,不用教書,項目是各做各的。然後是齣國讀書,沒有班級的概念,沒有集體宿捨,沒有一二九大閤唱,更沒有集體早操。後來開始寫論文瞭,再後來又博士後瞭,更是成瞭一個學術的孤魂野鬼,自己看書,自己寫東西,既沒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誰。

對於一個口口聲聲熱愛自由的學者來說,這難道不是夢寐以求的嗎?

有時候,我的確對彆人不得不過一種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經常在領導麵前點頭稱是的人,那些為瞭公司業務在客戶麵前強顔歡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確到分鍾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匯報每日行蹤的人。每當我可以連著幾天幾夜看自己想看的書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網。沒有孩子吵著讓我帶他去動物園,沒有丈夫吵著讓我給他做晚飯,沒有領導吵著讓我做某個報錶,沒有同屋的人在耳邊嘰嘰喳喳,我的確有種撿個大便宜沒事偷著樂的感覺。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辯證的。

集體生活中的“強製性交往”迫使你想獨處的時候不得不麵對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說話的時候,不得不拿起電話,一個一個往下掃名字,並且自言自語:這個人有空嗎?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動約他吃飯的,這次再約人傢會不會覺得很煩?而且,其實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吃一餐飯,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嶺。哪像我們社會主義大傢庭,不管他有沒有空,不管他煩不煩,不管對他有沒有什麼可說的,都會稀裏糊塗的聚到一起。辯證法這事,可真叫人傷腦筋。

我已經31歲,但是有時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門,大喊:起來瞭,起來瞭,做早操瞭!

然後我罵罵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臉,走廊上碰見老大和老二,水房裏碰見老三和老四,迴到宿捨,看見在梳妝打扮的老五。然後朝陽下,混跡於成韆上萬人,我伸胳膊踢腿,從伸展運動做到整理運動。

就算我是厭煩這一切的,可是後來我發現凡是令你煩躁的,其實幫助你防止抑鬱。當然抑鬱和煩躁誰比誰更可惡,好比自殺與他殺誰比誰更可怕,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今天路上碰見一個朋友,她行色匆匆,沒說兩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趕緊走瞭,我們有一個學習小組,每周一下午有一個聚會,輪流主持案例討論,這麼冷的天,煩死瞭,又不能不去!

我纔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還來不及呢。因為我的世界裏,已經沒有什麼人群,沒有什麼聚會不能夠不去。我站在廣場上,人很多,聲音很多,但是沒有廣播在播放:第一節,伸展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