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的劊子手
李敖他有點像徐志摩：他瀟灑、他有才華、他風度翩翩、他短命。
三年以前，在臺大新鋪的草坪上，我看到了他。他側臥在那裏，用肘支着上半身，懶洋洋地看着一本書。不，不是看書，是書在看他，風把書一頁頁地吹過，他卻不用手去按住，這能算是看書麼？我走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來，我不覺得冒昧，他也不感到唐突，他安靜地望着我，似曾相識地點了點頭。
先開口的是我，我一開口就是疑問：
“看什麼書？”
“《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
因爲這本書我也正在讀，我便問他看到哪一頁了，可是他的答覆卻大出我意外：
“風吹哪一頁看哪頁！”
我忍不住喜歡上他了，他真灑脫！我問他對這本書的意見，他笑了，他說：
“尼采教我們跟女人在一起不要忘記帶鞭子，其實這種超人是可笑的，至少我不必擔心忘記帶鞭子，因爲我根本就不跟女人在一起！”
我打趣說：
“海明威寫《沒有女人的男人》，他太消極了；你該寫《不要女人的男人》，你是積極的！”
“不，我不要寫，寫是沒有用的。叔本華就寫過了，他白天寫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卻偷偷跑到綠燈戶睡覺。寫文章載道的人很少不是僞善的，‘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我還是少發表高論吧！我只知道我們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聖人，我們應該學學那些‘做而不述’的實行者。”
他言語之間，充滿了一種誠意的沉痛，可是我仍舊半開玩笑地說：
“何必學別人呢？聽說你就是實行者。女孩子欣賞你，你卻罵她們；別的男人沒有女人，你卻不要女人。但我知道你不是性變態，你沒有‘女人恐懼症’，你不像三國時代的焦先那樣，見了女人就害怕得躲起來，你傲慢地走進女人堆裏，又傲慢地走出來，只欠她們向你吹口哨！”
聽了我恭維他，他大笑，他說不需要女人向他吹口哨，他也反對男人向女人吹口哨，他認爲表示愛情應該多用眼睛，少用嘴脣。“並且，”他說，“現在我們中國的女孩子根本不會向男孩子吹口哨。時代不同了，我們中國的女孩子身價高了，她們都驕傲起來了，即使是潘安再世、王蒙復生，也沒有女人再向他們丟水果送帽子了！”
“爲什麼你口口聲聲老是提中國女孩子？難道美國的女孩子不這樣嗎？”
“也許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女孩子不這樣。因爲美國女孩子會流露她們真正的感情，而我們中國的女孩子就難以真情流露，她們流露的，至多是她媽媽的感情！”
“這話怎麼說呢？”我迷糊了。
“這話說來話長。我們從老祖宗時代開始，就是一個講道統的社會，在上層社會里，婚姻是一個合二姓之好的外交關係，有着上事宗廟、下繼後世的大使命；在下層社會里，婚姻又帶給婆家一個不花錢的小女工，完全脫不掉宗法和經濟的目的，從來沒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別提什麼戀愛了。所以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想法裏、在‘男女不雜坐’的紀律裏、在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的風俗裏，卓文君是淫婦，賈充的女兒也不是好東西。人都被限定要‘以禮自防’，沒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經書裏告訴我們不但叔嫂不能通問，甚至寡婦也不能夜哭！幾千年來，感情早就被我們放到冰箱裏！所以在中國歷史中，我們找不到幾個正常的愛情故事，更沒有羅曼蒂克的真情。愛情本身是一種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們的老祖宗卻不這樣想，他們認定凡是男女相悅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侶要桑間濮上，今天的愛人也要偷偷摸摸。我們看到美國人夫婦公然擁吻，覺得肉麻兮兮，這種感情流露我們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當衆哭得死去活來捶胸痛號，‘吊者’就不‘大悅’了！我們對開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議，我們只鼓勵無限度的公開哭喪，卻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愛，而祕密做愛又要被淡水河邊的丙級流氓收稅，使我們的青年男女永遠達不到寶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剛纔所說的種種阻力都可說是愛情的劊子手，其實扼殺愛情的兇手還不止此……”
“還有什麼？難道這些傳統的桎梏還不夠嗎？”
“還不夠，還不夠，愛情還有一個大劊子手，那就是我們這主婦式的社會。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已婚婦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鹽煤球尿布佔去了她的青春和雙手；等而上之的，雖然請老媽子代勞，可是她的精力卻又寄託在麻將牌上；小部分的職業婦女雖在表面上能得到相當的獨立，但她們仍逃不掉主婦的基本角色，並且她的事業和興趣若不做相當的割愛與遷就，很可能就影響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夫妻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很顯然，婦女獨立不應寄託於丈夫的分勞，而當寄託於洗衣機、洗碗機、吸塵器、電冰箱、電話送貨……把家務的操勞轉嫁給工業文明，這樣家庭纔不會成爲女人的羈絆，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隨狗倚狗維生，她才能在婚前讓感情奔放，選擇瀟灑重於職業的男人，熱情多於金錢的丈夫。但是這怎麼可能呢？現實是那麼咄咄逼人，當結婚成爲一種謀生手段的時候，誰還把戀愛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愛情畢竟是奢侈品，畢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落伍玩意兒，現代中國的女孩子很少肯爲愛而愛，她們的母親也壓根兒不肯這樣指導她們，她們都把媽媽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輕的心靈上，不會讓愛情這匹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馬脖子上掛着一部終身大事的老木車！凡是沒有做哈老哥條件的人都着予免議了，‘戀愛’，媽媽說，‘誰要跟你這窮小子戀愛？’”
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腦袋，又接着說：
“偶爾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違母命和一個男子大談柏拉圖式的愛情，可是那只是曇花一現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這並非因女人善變，而是使女人不變的客觀條件不夠，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於丈夫身上，她們是可憐的，她們穿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摩登衣服，走的卻是17世紀老祖母的路線。同時社會也給她們外在壓力，人們很容易就用她母親選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惡意的也罷，他們總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來的配偶，他們不衡量他的頭腦，卻揣度着他的荷包，愛情本身就拖着嚴重的生活擔子，誰還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個否定我們中國女孩子的人——實在感覺到我不要她們了。這並不是我不想要她們，而是我沒有資格要她們，我這個三尺微命的文人，靜不能測字，動不能救火，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見容於《聯合報》，教書不見納一女中，只會喝幾杯老酒，吟幾句臭詩，談一談風花雪月式的戀愛，最後還鼻涕眼淚焚書退信以終，看巧婦伴拙夫而去，自己則以‘佳人已屬沙吒利’自哀，人間還有比這更公式化的事嗎？”
我靜聽他說完這段漫長的高論，然後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沒說話，也沒回頭，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論與偏見使我燃燒、使我困惑。我甘願做凡夫俗子市井中人，追大家想追的，要別人想要的，我纔不要做什麼不要女人的超人，我要做沙吒利！
三年過去了，我又走過那塊草地，可是莠草淹沒了它。風吹過來，吹動了幾朵小黃花，但我也看不到那個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貝湖畔的一個黃土坡上，也許他正在神遊樂土，那裏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還在繼續他的否定，否定使他遠離了她們，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與重泉底下，他漠視成片的雲彩。雲彩永遠不會屬於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無語地，在黯淡的天邊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1961年4月11日在臺北“四席小屋”
《聯合報》副刊1961年4月17日
三年以前，在臺大新鋪的草坪上，我看到了他。他側臥在那裏，用肘支着上半身，懶洋洋地看着一本書。不，不是看書，是書在看他，風把書一頁頁地吹過，他卻不用手去按住，這能算是看書麼？我走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來，我不覺得冒昧，他也不感到唐突，他安靜地望着我，似曾相識地點了點頭。
先開口的是我，我一開口就是疑問：
“看什麼書？”
“《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
因爲這本書我也正在讀，我便問他看到哪一頁了，可是他的答覆卻大出我意外：
“風吹哪一頁看哪頁！”
我忍不住喜歡上他了，他真灑脫！我問他對這本書的意見，他笑了，他說：
“尼采教我們跟女人在一起不要忘記帶鞭子，其實這種超人是可笑的，至少我不必擔心忘記帶鞭子，因爲我根本就不跟女人在一起！”
我打趣說：
“海明威寫《沒有女人的男人》，他太消極了；你該寫《不要女人的男人》，你是積極的！”
“不，我不要寫，寫是沒有用的。叔本華就寫過了，他白天寫文章否定女人，晚上卻偷偷跑到綠燈戶睡覺。寫文章載道的人很少不是僞善的，‘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我還是少發表高論吧！我只知道我們不再需要‘述而不作’的聖人，我們應該學學那些‘做而不述’的實行者。”
他言語之間，充滿了一種誠意的沉痛，可是我仍舊半開玩笑地說：
“何必學別人呢？聽說你就是實行者。女孩子欣賞你，你卻罵她們；別的男人沒有女人，你卻不要女人。但我知道你不是性變態，你沒有‘女人恐懼症’，你不像三國時代的焦先那樣，見了女人就害怕得躲起來，你傲慢地走進女人堆裏，又傲慢地走出來，只欠她們向你吹口哨！”
聽了我恭維他，他大笑，他說不需要女人向他吹口哨，他也反對男人向女人吹口哨，他認爲表示愛情應該多用眼睛，少用嘴脣。“並且，”他說，“現在我們中國的女孩子根本不會向男孩子吹口哨。時代不同了，我們中國的女孩子身價高了，她們都驕傲起來了，即使是潘安再世、王蒙復生，也沒有女人再向他們丟水果送帽子了！”
“爲什麼你口口聲聲老是提中國女孩子？難道美國的女孩子不這樣嗎？”
“也許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女孩子不這樣。因爲美國女孩子會流露她們真正的感情，而我們中國的女孩子就難以真情流露，她們流露的，至多是她媽媽的感情！”
“這話怎麼說呢？”我迷糊了。
“這話說來話長。我們從老祖宗時代開始，就是一個講道統的社會，在上層社會里，婚姻是一個合二姓之好的外交關係，有着上事宗廟、下繼後世的大使命；在下層社會里，婚姻又帶給婆家一個不花錢的小女工，完全脫不掉宗法和經濟的目的，從來沒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別提什麼戀愛了。所以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想法裏、在‘男女不雜坐’的紀律裏、在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的風俗裏，卓文君是淫婦，賈充的女兒也不是好東西。人都被限定要‘以禮自防’，沒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經書裏告訴我們不但叔嫂不能通問，甚至寡婦也不能夜哭！幾千年來，感情早就被我們放到冰箱裏！所以在中國歷史中，我們找不到幾個正常的愛情故事，更沒有羅曼蒂克的真情。愛情本身是一種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們的老祖宗卻不這樣想，他們認定凡是男女相悅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侶要桑間濮上，今天的愛人也要偷偷摸摸。我們看到美國人夫婦公然擁吻，覺得肉麻兮兮，這種感情流露我們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當衆哭得死去活來捶胸痛號，‘吊者’就不‘大悅’了！我們對開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議，我們只鼓勵無限度的公開哭喪，卻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愛，而祕密做愛又要被淡水河邊的丙級流氓收稅，使我們的青年男女永遠達不到寶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剛纔所說的種種阻力都可說是愛情的劊子手，其實扼殺愛情的兇手還不止此……”
“還有什麼？難道這些傳統的桎梏還不夠嗎？”
“還不夠，還不夠，愛情還有一個大劊子手，那就是我們這主婦式的社會。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已婚婦女大部分要依靠丈夫生存，柴米油鹽煤球尿布佔去了她的青春和雙手；等而上之的，雖然請老媽子代勞，可是她的精力卻又寄託在麻將牌上；小部分的職業婦女雖在表面上能得到相當的獨立，但她們仍逃不掉主婦的基本角色，並且她的事業和興趣若不做相當的割愛與遷就，很可能就影響到丈夫的成功，得到的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夫妻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很顯然，婦女獨立不應寄託於丈夫的分勞，而當寄託於洗衣機、洗碗機、吸塵器、電冰箱、電話送貨……把家務的操勞轉嫁給工業文明，這樣家庭纔不會成爲女人的羈絆，女人不必一定要嫁狗隨狗倚狗維生，她才能在婚前讓感情奔放，選擇瀟灑重於職業的男人，熱情多於金錢的丈夫。但是這怎麼可能呢？現實是那麼咄咄逼人，當結婚成爲一種謀生手段的時候，誰還把戀愛和感情放在第一排呢？愛情畢竟是奢侈品，畢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落伍玩意兒，現代中國的女孩子很少肯爲愛而愛，她們的母親也壓根兒不肯這樣指導她們，她們都把媽媽的感情套在自己年輕的心靈上，不會讓愛情這匹馬在感情的原野上奔跑——除非馬脖子上掛着一部終身大事的老木車！凡是沒有做哈老哥條件的人都着予免議了，‘戀愛’，媽媽說，‘誰要跟你這窮小子戀愛？’”
他停了一下，晃了晃腦袋，又接着說：
“偶爾有些小女人，不知天高地厚，暗違母命和一個男子大談柏拉圖式的愛情，可是那只是曇花一現的美事，感情的瓦解是指日可待的。這並非因女人善變，而是使女人不變的客觀條件不夠，女孩子要被迫系一身安全於丈夫身上，她們是可憐的，她們穿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摩登衣服，走的卻是17世紀老祖母的路線。同時社會也給她們外在壓力，人們很容易就用她母親選女婿的眼光去看她的男朋友，善意的也好、惡意的也罷，他們總要假定那男孩子就是她未來的配偶，他們不衡量他的頭腦，卻揣度着他的荷包，愛情本身就拖着嚴重的生活擔子，誰還敢流露真情呢？因此我——一個否定我們中國女孩子的人——實在感覺到我不要她們了。這並不是我不想要她們，而是我沒有資格要她們，我這個三尺微命的文人，靜不能測字，動不能救火，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文章不見容於《聯合報》，教書不見納一女中，只會喝幾杯老酒，吟幾句臭詩，談一談風花雪月式的戀愛，最後還鼻涕眼淚焚書退信以終，看巧婦伴拙夫而去，自己則以‘佳人已屬沙吒利’自哀，人間還有比這更公式化的事嗎？”
我靜聽他說完這段漫長的高論，然後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沒說話，也沒回頭，一直朝宿舍走去。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的言論與偏見使我燃燒、使我困惑。我甘願做凡夫俗子市井中人，追大家想追的，要別人想要的，我纔不要做什麼不要女人的超人，我要做沙吒利！
三年過去了，我又走過那塊草地，可是莠草淹沒了它。風吹過來，吹動了幾朵小黃花，但我也看不到那個不要女人的男人。他睡在大貝湖畔的一個黃土坡上，也許他正在神遊樂土，那裏有散花仙子、美女霓裳。我想我知道，知道他一定還在繼續他的否定，否定使他遠離了她們，也失掉了自己。在永隔的幽明與重泉底下，他漠視成片的雲彩。雲彩永遠不會屬於他，它只向他默默地招手，深情地、無語地，在黯淡的天邊消失了黯淡的影子。
1961年4月11日在臺北“四席小屋”
《聯合報》副刊1961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