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可以是我
劉瑜蘇格拉底說：德性即知識。兩千多年後，我一個朋友說了一句貌似對稱的話：笨是一種人品。
說笨是一種人品，大概是說，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選擇不去運用智力。也許因爲利益，也許因爲懦弱，也許因爲“溫暖的合羣”，或者乾脆因爲懶惰，一些人選擇荒廢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種荒廢智力的表現中，有一種是在迫害他人或爲迫害他人搖旗吶喊時，竟然想不到：其實“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莊律師在王立軍、薄熙來出事後的表現頗讓人感慨。他表示，儘管他曾被重慶方面“黑打”，但仍然願意給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辯護或諮詢。李莊這種不計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動，但不知王與薄如果得知此話會作何感想。當年他們陶醉於“打黑”的熱情卻忽視嫌犯基本權利時，可曾想到：眼前這個人，這個在更大的權力面前陷於無助和恐懼當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權理念的倫理前提。康德的“絕對律令”，意指只有當一個道德準則可以被普遍推廣及他人時，才構成道德準則。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過推理就能明白這個道理，有的人卻需要通過親自倒黴才能恍然大悟。糊塗似乎也可以理解，“怎麼能給‘壞人’權利？我反正又不是‘壞人’，所以剝奪‘壞人’權利跟我有什麼關係？”。知識分子們在“鎮反”中萬馬齊喑，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反右”來臨時他們就成了“壞人”；農民在土改鬥地主時鬥志昂揚，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人民公社運動中他們有誰想藏私糧，就成了“壞人”；幹部們在歷次肅反中火上澆油，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文革”一來，他們就成了“壞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資派時聲嘶力竭，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時，他們也成了“壞人”。這麼看來，每個人離“壞人”都只有50米遠，說不準哪天就會“失足”。
好人變成“壞人”之後，開始痛感權利之可貴與權力之可怖。陳獨秀身居黨魁位置時曾爲暴民焚燒《晨報》報館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邊緣人之後，卻認爲言論和出版自由沒有階級之分；胡長清在位時享受着權力的無限風光，被抓之後開始感慨新聞自由之可貴；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軍和薄熙來怎麼想，我猜他們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師和證人，律師不被關押，證人不被脅迫，家裏的財產和物品不被展覽，媒體上不出現“××死，百姓歡”這樣的標語。
人權這個概念被長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約是很多人將權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詞。但這恰恰將普遍人權的倫理基礎理解反了：普遍人權保護的不僅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爲“我”的他人的自由——在這種價值觀裏，社會由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組成，而不是由一個身處頂點的“我”、數個身處中層的“你”、以及無數身處底層的“他”組成，也只有將社會理解成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普遍人權才變得必要和珍貴。換言之，人權觀念的倫理基礎不是任性，而是博愛。
當然博愛的起點是自愛。自愛加上同理心，才成爲博愛。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我常常顯得比周圍很多人樂觀，這種樂觀與其說來源於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說來源於對邏輯的認同。一個爲“大鳴大放大字報”唱讚歌的學者，在遭遇網絡語言暴力攻擊後，也會憤慨和痛苦；另一個隱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學者，在一場涉及自己學術誠信的辯論中，卻憤恨痛斥爲什麼有些媒體的信息一邊倒……這些人對抽象的普遍權利頗有微辭，卻在自己具體的個體權利被侵害時表現得憤憤不平——我覺得，這種“憤憤不平”就是我保持隱隱樂觀的理由。心理學“認知衝突”理論認爲，追求邏輯一致性幾乎是人類的本能，類似於餓了想喫飯，渴了想喝水，有汽車衝過來時想躲閃一樣。所以只要一個人肯定自己的權利，根據邏輯一致性，尊重他人權利就具有“引力”。換言之，普遍權利觀念之所以有力量，不僅僅因爲它美好，更因爲它是一種均衡。據說人人內心都有一個希特勒，要我說，人人內心還都有一個康德。
當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暢。有人說，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悲劇是，任何一點進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價爲成本。本來兩點可以一線走完，結果中國人過去一百年愣是在兩點之間走出了一團亂麻。簡單的事情被搞複雜，大約就是因爲太多人只有自己親自倒黴一場，才能體會到權利的可貴，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親自被燙一次，才知道不能隨便玩火，別人被燙時的痛苦卻不能喚起他們的同理與同情心。數億人只有通過被燙才明白火的危險，進步的代價能不大嗎？這樣說來，笨可能確實是一種人品。甚至還有不少人被燙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險，這種人據說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患者”——碰到這樣的人，笨就連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種意志。
說笨是一種人品，大概是說，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選擇不去運用智力。也許因爲利益，也許因爲懦弱，也許因爲“溫暖的合羣”，或者乾脆因爲懶惰，一些人選擇荒廢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種荒廢智力的表現中，有一種是在迫害他人或爲迫害他人搖旗吶喊時，竟然想不到：其實“他”也可以是我。
最近李莊律師在王立軍、薄熙來出事後的表現頗讓人感慨。他表示，儘管他曾被重慶方面“黑打”，但仍然願意給王、薄等人提供法律辯護或諮詢。李莊這種不計前嫌的胸襟令人感動，但不知王與薄如果得知此話會作何感想。當年他們陶醉於“打黑”的熱情卻忽視嫌犯基本權利時，可曾想到：眼前這個人，這個在更大的權力面前陷於無助和恐懼當中的“他”，也可以是明天的我。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權理念的倫理前提。康德的“絕對律令”，意指只有當一個道德準則可以被普遍推廣及他人時，才構成道德準則。奇怪的是有的人似乎通過推理就能明白這個道理，有的人卻需要通過親自倒黴才能恍然大悟。糊塗似乎也可以理解，“怎麼能給‘壞人’權利？我反正又不是‘壞人’，所以剝奪‘壞人’權利跟我有什麼關係？”。知識分子們在“鎮反”中萬馬齊喑，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反右”來臨時他們就成了“壞人”；農民在土改鬥地主時鬥志昂揚，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人民公社運動中他們有誰想藏私糧，就成了“壞人”；幹部們在歷次肅反中火上澆油，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文革”一來，他們就成了“壞人”；造反派在打倒走資派時聲嘶力竭，因爲他們不是“壞人”，結果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時，他們也成了“壞人”。這麼看來，每個人離“壞人”都只有50米遠，說不準哪天就會“失足”。
好人變成“壞人”之後，開始痛感權利之可貴與權力之可怖。陳獨秀身居黨魁位置時曾爲暴民焚燒《晨報》報館而叫好，晚年成了政界邊緣人之後，卻認爲言論和出版自由沒有階級之分；胡長清在位時享受着權力的無限風光，被抓之後開始感慨新聞自由之可貴；不知道管制中的王立軍和薄熙來怎麼想，我猜他們肯定希望自己有律師和證人，律師不被關押，證人不被脅迫，家裏的財產和物品不被展覽，媒體上不出現“××死，百姓歡”這樣的標語。
人權這個概念被長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約是很多人將權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詞。但這恰恰將普遍人權的倫理基礎理解反了：普遍人權保護的不僅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爲“我”的他人的自由——在這種價值觀裏，社會由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組成，而不是由一個身處頂點的“我”、數個身處中層的“你”、以及無數身處底層的“他”組成，也只有將社會理解成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普遍人權才變得必要和珍貴。換言之，人權觀念的倫理基礎不是任性，而是博愛。
當然博愛的起點是自愛。自愛加上同理心，才成爲博愛。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我常常顯得比周圍很多人樂觀，這種樂觀與其說來源於情感的需要，倒不如說來源於對邏輯的認同。一個爲“大鳴大放大字報”唱讚歌的學者，在遭遇網絡語言暴力攻擊後，也會憤慨和痛苦；另一個隱晦肯定毛氏“大民主”的學者，在一場涉及自己學術誠信的辯論中，卻憤恨痛斥爲什麼有些媒體的信息一邊倒……這些人對抽象的普遍權利頗有微辭，卻在自己具體的個體權利被侵害時表現得憤憤不平——我覺得，這種“憤憤不平”就是我保持隱隱樂觀的理由。心理學“認知衝突”理論認爲，追求邏輯一致性幾乎是人類的本能，類似於餓了想喫飯，渴了想喝水，有汽車衝過來時想躲閃一樣。所以只要一個人肯定自己的權利，根據邏輯一致性，尊重他人權利就具有“引力”。換言之，普遍權利觀念之所以有力量，不僅僅因爲它美好，更因爲它是一種均衡。據說人人內心都有一個希特勒，要我說，人人內心還都有一個康德。
當然，走向均衡的道路未必通暢。有人說，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悲劇是，任何一點進步都要以付出最大的代價爲成本。本來兩點可以一線走完，結果中國人過去一百年愣是在兩點之間走出了一團亂麻。簡單的事情被搞複雜，大約就是因爲太多人只有自己親自倒黴一場，才能體會到權利的可貴，好比一些孩子非要親自被燙一次，才知道不能隨便玩火，別人被燙時的痛苦卻不能喚起他們的同理與同情心。數億人只有通過被燙才明白火的危險，進步的代價能不大嗎？這樣說來，笨可能確實是一種人品。甚至還有不少人被燙了也未必明白火的危險，這種人據說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患者”——碰到這樣的人，笨就連人品都不是了，它就是一種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