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老師雷蒙德.卡佛
瑪莎.吉斯我是在1980年認識的雷蒙德，當時我參加了他在華盛頓州湯森港市執教的兩週夏季寫作班。事實上，爲了進這個班，我寫了平生第一個短篇，此前我只寫過新聞報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門口就有這麼多水》（SoMuchWaterSoClosetoHome）讓我寫起了虛構作品，應該說，它改變了我，因爲讀這個短篇，讓我茅塞頓開。
在他的這個短篇小說中，有個男的週末去納徹斯河釣魚。第一天晚上，他和夥伴發現水裏漂着一個少女的屍體，他們沒有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就去通知有關部門，而是把她綁到岸邊，然後這個週末餘下的時間都在釣魚，卡佛說：“他們聲稱自己累了，時間又晚，以及事實上，那個女孩也去不了哪兒。”
那個短篇是通過一個女性的角度講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釣魚的那個人的妻子。那個短篇講述得極爲巧妙，準確再現了她的恐懼、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覺，短篇中那些讓人難以從心理上接受的事實讓我深受震撼。
讀過這個短篇後只過了幾個星期——這段期間，我潛意識裏有了個想法後，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傳冊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稱7月份時，卡佛將會在培訓中心（Centrum）教寫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學生，申請時，必須提交一個短篇。
我當時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負責一個電影及錄像製作者中心，維持一個非營利性藝構讓我甚至沒時間去打開日程安排手冊。然而在接下來的8個週末裏，我取消了其他活動，去寫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把自己關在公寓裏，一直只穿着睡袍，沒有換別的衣服，沒有接電話。
一開始，我重讀了手邊的短篇小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和約翰.契佛（JohnCheever）3月份剛出的那本厚厚的紅色平裝短篇集。
根據這些典範，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說實際上是什麼：對白、敘事、描寫、過渡和場景怎樣起作用。14年後的現在，我醒悟瞭如果把自己的閱讀限於當代作品，這個過程就會容易一點。當時的情況是，我對簡.鮑爾斯和斯蒂芬.克萊恩同樣看重。
這段時間，我也搜腸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說，小小的短篇開筆之作，它也許能超越個人的記事，讓別人讀着也覺得有意思。我不知道從什麼角度講述，從多遠距離？怎樣正確展開情節？講述上何時適可而止？
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後面陽光照耀的臥室裏支起一張牌桌，把精神上受傷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濫交的老處女以及被領到黃天鎮的新娘的鬼魂驅趕開，我一口氣寫了12個鐘頭。時不時，我踱過過道去廚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關於一個有婦之夫準備離開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領到一間西班牙風味小餐館，希望他能在那裏很快地宣佈這件難以開口的事，好讓他們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後一頓晚餐。
寫得成功嗎？我的看法是，它要麼能在《1980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中穩居一席，要麼遠遠不能稱爲短篇小說，古怪地讓人們看到兩個心胸狹隘的人，既缺乏意義，又談不上結構和優雅。我在這兩種判斷之間遊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進街角藍色郵筒時也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體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着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着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裏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爲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裏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爲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爲什麼是，或者爲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着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着別處一會兒，通常抽着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着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裏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裏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爲“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裏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卡佛跟我們說我們從事的，的確是一項很嚴肅的事業，他說50年代後期在奇科州立大學，約翰.加德納（JohnGardner）這樣教導他，他也談到加德納做事一絲不苟，而且有耐心，作爲作家和教師都是這樣。如果我們想當作家，應該有心理準備的是，不僅過很久纔會進步一點，過程也艱辛；雷跟我們說，我們要準備去出力。
大多數時候，他避免討論發表的事，不過他的確跟我們說了他自己的“重要日子”，那是在1960年，當時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一天之內收到了兩封！一封來自《西部人文評論》（WesternHumanitiesReview），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說《牧歌》（Pastoral），他們以發樣刊代稿費；另一封信來自《目標》（Targets，現已停刊），他們接受了他的詩《銅環》（TheBrassRing），並寄來了一元錢。
“一元錢！”一個學生呻吟道。
“可是呢，也沒有誰要求你去寫作。”卡佛覺得好玩，笑眯眯地說。
1980年時，卡佛發表的唯一一本小說作品是《請你安靜點好嗎？》（WillYouPleaseBeQuiet,Please?），不過之前他已經出了3本薄薄的詩集。他的作品多數刊登在文學季刊上。他讓我們傳閱《三季刊》（Triquarterly）和《安泰》（Antaeues），好讓我們看看文學季刊是什麼樣。
除了上課，我們只是偶爾纔會看到雷，他一個人走過沃登堡（培訓中心的地點）寬闊的草地，不會逗留，我記得在諾曼.梅勒的哪部作品裏，讀到過男的在走路時，要麼拱着肩膀像頭熊，要麼屁股晃來晃去像只貓。（30年來，我對這樣荒唐地區分男的倒是一直沒忘掉。）然而，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頭熊。他會一個人走進華盛頓州立公園服務區的自助餐廳，把他的桔黃色塑料餐盤端到靠牆的一張小桌子那邊，從來不端到我們平時喫飯的那張長桌上一起喫。他沒把自己當成我們的好朋友，也當然沒往那個方向努力。
我當然對他感到好奇，總算拼起了關於他的一份傳略：
早在1934年，雷的父親從阿肯色州來到瀕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想找份穩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壩當了一陣子建築工人後，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岡州的克萊茨卡尼（雷在那裏出生），然後又搬到華盛頓州的雅基馬鎮，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凱德公司的鋸木廠工作，負責磨鋸。卡佛在雅基馬長大，那是個圍繞着鋸木廠和蘋果園而建的小鎮子。
我瞭解那裏的風情，那邊的人喝純酒，隨波逐流地過日子。我是在俄勒岡州獨立鎮長大的，那裏也有間鋸木廠，另外還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的那所高中裏，鋸木廠工人的孩子們英語得C——要麼更差，他們打球行，寫東西不行。卡佛也說過，他高中畢業時，成績幾乎在班上墊底。
我記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1977年6月2日。
另外還有那場爲時甚久的婚姻，其遺蹟，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顯示。
如果說烈酒是汽油，他的兩個孩子則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燒一空的危險。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安.柏克在自己還不到20歲時，就生了兩個孩子，他後來在隨筆《火》（Fires）中，說兩個孩子對他的寫作影響最大，“是種沉重而有害的影響。”他用了那樣的詞。
烈酒和孩子，沒有時間，沒有錢，這些是雷所要面對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詳盡的記錄。
卡佛有好多年經濟拮据，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男的失了業，人們急急忙忙賣掉他們的汽車。他知道前門廊上傳來的收賬人的可怕腳步聲，走過鬆動的地板吱嘎作響。他在鋸木廠幹過，也採摘過鬱金香、當過加油工、在醫院擦過地板。上班後，他會回到因爲貧窮而亂七八糟的家裏。他有時候出門坐在小汽車裏，想在那裏寫短篇小說。
在培訓中心晚上時，教授寫作的老師們會在那間軍用小教堂裏朗讀自己的作品。輪到雷朗讀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從《請你安靜點好嗎？》集子裏，他挑選了《肥》（Fat），關於一位被一個肥胖的顧客所迷戀的女侍者。接下來他讀了《涼亭》，來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諾夫書局剛剛買下。這篇是說一對夫婦爲了解決他們婚姻中的問題，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個汽車旅館房間裏，也是在這一篇裏，敘述者說“後來我走了”，“後來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來好幾次，等笑聲停下來。我在前排，像別人一樣笑得不可開交。後來我記得——就是杜安說“我回過頭看，我們所做的重要決定，都是在我們喝酒時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嚨突然一緊，不覺當着大家的面在抽泣。跟卡佛別的短篇一樣，《涼亭》的平靜表面下，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訓中心所做的值得讚賞的一件事，是在寫作培訓計劃中，白天是寫作班，每天晚上都有朗誦會，其他安排就沒有多少，你就需要這些。我看到過一份伯克利大學寫作班的宣傳冊，裏面說會組織看電影、舉辦雞尾酒會，還會約見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專家！
然而我的確記得曾爲培訓中心的學生舉辦過一次初到招待會。雷沒有參加，我想是因爲擡出來的是一桶葡萄酒。這次招待會的本意，是讓寫不同類型作品的幾羣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寫偵探小說的湊到一起，寫兒童小說、寫長篇小說、寫短篇小說的都各自湊到一起。我們這羣人呷着塑料杯子裏盛的葡萄酒，坦承了因爲有機會跟卡佛學習而感到興奮。一個女的說她是靠從一位姨媽那裏繼承的1000美元來參加培訓的；另外一位從圖森那邊搭便車過來，小汽車上其他幾個人是皮瑪族印第安人，他們慢悠悠地開車，讓他急得夠嗆；另外一個小夥子說他是在6月23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錄取通知。我們試過想猜猜有多少人報名，卻未被錄取。
這時一個在辦公室幫過忙的女的開口說，這個班招生根本沒有什麼篩選程序。
我們這羣人都不出聲了。
“報名的只有十六個人。”
我記得乾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蘿蔔開始扭動，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會出現了，我們就開始三三兩兩走回我們的宿舍。
然而這羣人中，還是有幾位不錯的寫作者，其中有克雷格.萊斯利（CraigLesley），他帶來了後來他以《凍殺》（Winterkill）之名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的幾章，還有阿歷克斯.漢考克（AlexHancock），當時已經在寫作《入明》（IntotheLight），還有埃莉.斯考特（EllieScott），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後來的兩年裏，我寫作很用功，同時儘量不去操心發表的事。雷說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學會寫作。
到那時，我已經辭了西北媒體項目的主任職務，搬到了西雅圖。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組織一次西北地區電影研討會，將在西雅圖中心劇場舉行，那一年的半年時間裏，我幹那份工作，其餘半年裏，我寫短篇。
然後在1982年，雷按計劃又要來培訓中心授課，我再次參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顯得疲累，而且似乎抽菸抽得更兇。《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麼》已經出版，《紐約客》上刊登了《大廚的房子》（Chef’sHouse）和《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這兩個短篇都是關於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在一份當時認爲好生活就是雞尾酒——在漫畫裏，在小說裏，在多蘿西.帕克時代阿爾貢耿旅館圓桌的傳奇故事中——的雜誌上刊登這種小說，實在令人驚訝。那個月（1982年7月）晚些時候，這份雜誌上刊登了《馬轡頭》（TheBridle），裏面一個人喝醉了酒，從一間小屋的屋頂上往游泳池跳——卻跳偏了。在我眼裏，他們刊登的整頁添加利金酒廣告——冰綠色瓶體上往下滴着凝結的水——再也不一樣了。
我們問他時，卡佛也承認取得成功，讓他過得輕鬆了一點。“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浪費那麼多時間了。”他說，“我坐下來時，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關於那個夏天，我最突出的記憶，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談。從第一次見到他之後的兩年裏，我持之以恆地寫作，我很看重這次面談。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約好的時間去了培訓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請我坐下來——我坐到了沙發上——但是他沒坐，一邊說話，一邊在屋裏踱來踱去。他問我以何爲生，“作家們得做點什麼事情來買時間：寫作不掙錢。”
我簡單解釋了一下我的工作，不過我記得當時我想他應該不難理解。爲了那次電影研討會，我得約請發言人、訂機票、訂酒店、跟洗印廠、會議承辦人、放映員和拍攝設備生產商打交道。
“我們需要反映人們如何應對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說過。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裏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樣，他沒有追問。過了一會兒，他從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說盯着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時，他說：“你是個作家。”這話出自他口，意義重大。
80年代後期，經常看到評論者和編輯哀嘆模仿卡佛的人數量之多，但是雷從來不曾把自己的風格強加給學生。要說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們自己覺得這種講故事方式的乾淨、樸素和微妙之處堪可佩服，並努力去複製那種風格。
那一年同在培訓中心授課的戈登.利什則不一樣，作爲前克諾夫書局編輯和《君子》雜誌編輯，利什以東海岸文學新潮的決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學生上課，在室外草地上，我們這些上卡佛的寫作班的同學覺得這是公開邀請，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圍，聽他會怎麼說。利什喜歡定下條條框框：“頭兩個句子形成攻勢，”他解釋道，“攻勢的三個基本因素，是姿態、權威和新聞。”
克雷格.萊斯利當時也回到了培訓中心，參加了利什的那一組學習，他得到的建議讓我喫驚不小。克雷格交給利什一個短篇，關於在彭德爾頓牛仔競技表演大賽的幾個印第安人，他們在一輛皮卡的後車廂裏喝一瓶用牛皮紙袋裝着的桃紅葡萄酒。“那不是新聞，”利什說，“我們都看到過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給我看看幾個印第安人在一輛皮卡的後車廂喝馬提尼酒吧，這纔是新聞！”
就他本人來說，雷喜歡各種形式的寫作，包括福克納華麗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說他從海明威那兒學會了刪掉形容詞、副詞，卻又告誡我們：“海明威說的關於寫作的話，你們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歡的作家方面趣味廣泛。他說有一次他在聽到約瑟夫.布羅茨基朗誦後深受觸動，回家後熬了一晚上寫詩，決心再也不離開詩歌創作。他滿懷熱情地跟我們提到了他熱愛的一些作家：不只是托爾斯泰、喬伊斯、巴別爾和弗蘭納裏.奧康納，而且還有他的同時代人：瓊.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LarryWoiwode），傑弗裏.沃爾夫(GeorffreyWolff)和托比亞斯.沃爾夫（TobiasWolff），萊斯利.西爾科（LeslieSilko），巴里.漢納（BarryHannah），安.貝蒂（AnnBeatie），詹姆斯.帕迪（JamesPurdy）——這是一位大師級藝術家，雷懷着欽佩之情讀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尋找情感。這裏有句卡佛說過的話，我記在筆記本上：“一個短篇小說、一部長篇或者一首詩應該產生一定次數的感情衝擊，你可以從衝擊的強度及次數上，來判斷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對瀕大平洋的西北地區的同行特別看重，爲他們感到驕傲和快樂。“西部的文學還處於初創階段。”他說。他讓我們去閱讀理查德.域果（RichardHugo，當時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當然是讀他的詩，另外還有他關於寫作的隨筆——收在那本《此鎮一觸即發》（TheTriggeringTown）。雷支持比爾.基特里奇（BillKittredge）、厄秀拉.勒奎恩（UrsulaLeGuin）、約翰.基布爾（JohnKeeble）、瑪麗琳.羅賓遜（MarilynneRobinson）以及吉姆.韋爾奇（JimWelch）。他支持苔絲.加拉格爾（TessGallagher，當時已是他4年來的伴侶），還支持理查德.福特（RichardFord），他們是好朋友。
雷跟我們說過，理查德.福特也是個喜歡改稿的人，這種同道中人的數量蔚爲壯觀。“他先是用第一人稱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心一瓣》（APieceofMyHeart），效果不好，他花了3年時間才寫完，然而他用第三人稱重寫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時間。”福特的書當時已經絕版，不過我還是記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種觀點，認爲西海岸寫作正在復興，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個美國南方時期不無相似之處。10年後，我看到霍華德展示他在象鼻蟲出版社（Zyzzyva，只出版西海岸地區的作家）出版過的作家地圖時，我幾乎相信的確是那樣。
1983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獲得了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每年35000美元，爲期5年。我從私心出發，對其中一個條件感到不滿：他應該是不會再教書了，而是會全職寫作。
他放棄了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放棄了教寫作班，我再也沒能跟他學習過。
我後來再次見到他，是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朗誦會後在西雅圖的一個派對上。我心懷期望地問他是否懷念教書，他說：“談不上，沒有。”“嗯，你也許不再是我的老師了，”我說，“可我還是你的學生。”
他說：“你真是好心腸。”那是他喜歡說的話。
我第一次短篇小說投稿成功後，雷在回信中寫道：“跨過發表那道線挺重要，非常有助於確定一件做了那麼久、那麼認真的事情是正確的。我爲你感到高興。”
接下來一次見他，是在華盛頓州立大學，那是我們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緬懷理查德.域果時。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發生的某件事，本來有可能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直接聯繫，那時，一位在電影界的老朋友讓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
在此兩年前，我放棄了舉辦電影研討會的那份合同，幾乎跟過去幾年裏我請到西北地區的電影人都失去了聯繫。但是那年春天，吉爾.戈德米洛在爲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WaitingfortheMoon，關於在巴黎時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巡迴宣傳而路過西雅圖時，她給我打了個電話。
在派克街市場的紅門餐館杯盞之間，戈德米洛跟我說她在從巴黎回國的飛機上，讀了《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麼》，她想起來我認識卡佛。“我就是有這種感覺，”她說，“那些故事實際上都發生過。據你瞭解，是不是真實的？”
對一位小說作家來說，“真實”有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詞，我記得我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膀。
她對我那樣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爲這些短篇小說有可能拍成電影而激動。“我有個想法，”她說，“通過安排順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講述一個人的生活——我已經確定了應該有一個主角，其他方面，我想盡量忠實原著，甚至會讓兩個故事之間銀幕全黑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這是個很有文學味的想法，”我說，“一個純粹主義者的卡佛電影。”
可是等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寫劇本時，我給嚇住了，不僅是因爲我對她這位影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是因爲我從來沒寫過電影劇本，顯然她需要一個真正的編劇。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堅持那個主意。我認識雷蒙德.卡佛，瞭解那一地區，也就是說地點——雅基馬，奇科，尤里卡，庫珀蒂諾，我瞭解那種飲酒文化。（她剛剛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給了侍者，要他拿瓶礦泉水來。）我沒有參加作家工會，所以她請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賞她的電影，那對她意義重大，這一點在長期合作中很關鍵。她指望我會極端忠實於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編劇都更注意這一點。另外早在1980年，我在培訓中心上培訓班時，就給她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關於雷蒙德.卡佛的。顯然，她剛剛在一箇舊鞋盒裏看到了這封信，並把這看作一個啓示。
她的提議讓我受寵如驚，我很快地合計有多大機會能繞過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的那個讓人討厭的附加條件（即他不能教寫作）。嗯，好吧，我一邊跟侍者換高腳杯時一邊想，不過他也許可以指導……
1987年10月，我們飛去了錫拉丘斯，拿40頁的初稿給雷和苔絲看。當時他正開始癌症療程，他的肺部給切除了三分之二。“現在沒事了。”他一再說，“我沒事。”
他們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魚，在西岸地區，這表示熱烈歡迎，我試過不出聲地隔着桌子向吉爾示意，要她放心。
我們喫完後，雷把初稿拿去書房。吉爾和苔絲攤開手腳坐在客廳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發上，想知道樓上的雷是怎麼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爾所設想的串起來時，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劇本里放進不少傳記方面的信息，暗示那個主角就是雷。他是否會覺得我抹去了藝術和藝術家之間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本來已相隔不遠）？他是否會覺得這樣侵犯了他的隱私？我有點擔心。
過了段時間——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我想——雷下來了。他們那幢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座木頭樓梯，我聽到每一步咚咚響的聲音。他走進客廳，吉爾和苔絲陷入沉默，雷看着我，用他輕聲咕噥式的聲音說：“很棒，我覺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摟住吉爾尖叫起來，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過來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們把那篇初稿討論了一個半鐘頭左右，慢慢地一頁一頁翻過去，過了一遍他在頁邊寫下的筆記。
1988年5月，我在西雅圖的埃利奧特灣書店又見到了雷，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朗誦會。他在那天收到了14頁的選擇權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認沒讀就交了出去。
“我沒讀就簽了名。”雷說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讀了《大象》（Elephant），關於一個被家裏每個人追着要錢的人，這個短篇也是一開始讀着滑稽，但是到最後，你聽得見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讀得有點透不上氣，但還是讀完了。他的臉龐浮腫，有傳聞說他的癌症已經轉移到了他的大腦，可是雷仍然堅持說他沒事。“我會撐過去的。”他告訴我。
當時，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症做鬥爭，她極其想聽到哪怕有一次交談不以那個沉重的問題（“你到底怎麼樣？”）開始。可是她的決定，是從不掩蓋事實，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症晚期。
一個月後，雷和苔絲舉辦了婚禮，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麼。
這段時間，因爲作家協會在舉行罷工，整個電影業陷入停頓。出於這個原因，吉爾商談推遲實施選擇權的期限。8月1日，罷工仍未結束，我們實施了選擇權。
8月2日，雷因爲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8月3日，作家協會的罷工問題解決了。
1988年8月4日，苔絲.加拉格爾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無法去送葬，因爲我當時有合同在身，那一週要爲帕金斯—科伊律師行打字，我坐在律師行位於25層樓的波特蘭辦公室，感覺痛苦。休息時間時，一位律師的祕書大步流星從餐廳那邊走過來，在聊她的一個女友爲什麼要離開丈夫。說話中間，她點着一根菸，狠狠地抽了兩口又摁滅了，然後從冰箱裏拿了罐減肥可樂就急急忙忙往門口走，撇下一句話還回蕩在空中：“他老公就是從來沒能讓她的裙子飛起來。”
我把那句話記下來，覺得那一刻，是我個人跟雷有了交流。
到這時，我已經搬回俄勒岡州。我一直不曾輟筆，又發表過幾個短篇，得過幾個獎項，然後在1989年，有人邀請我去瑪麗爾赫斯特學院教寫作。
我們始終未能拍成我們的卡佛電影。最後，吉爾距離她的最低預算還缺25萬美元。她生命中的4年時間都投進了這個計劃，卻未能留下一部電影。1992年秋天，她接受了聖母大學的一份教職。
對我們來說，人們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棄打磨那個劇本時，第二次失去了雷。現在留下的是他的詩和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師。
時不時，一位學生會打斷我講課，問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說，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老師？”
“你們有多少人讀過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讓大家舉手時，通常班上有一半人會舉手。
我一再說，你們一定要讀作品。找一本《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從頭開始，通讀這本書。這是卡佛自選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寫作先後順序排列的。讀讀《肥》，這個短篇讓人讀了難以忘懷，寫得用筆儉省；讀讀《大教堂》（Cathedral），這對卡佛來說，是關鍵的一篇，裏面的語言開始變得豐滿；讀讀《差事》（Errand），寫的是契訶夫（雷熱愛的一位作家）去世時的一個時刻。
我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按順序閱讀這些短篇，你會看到在不犧牲準確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經歷、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這是我們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爾.戈德米洛、苔絲.加拉格爾和我們這間教室裏的每一位——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
譯者：孫仲旭
在他的這個短篇小說中，有個男的週末去納徹斯河釣魚。第一天晚上，他和夥伴發現水裏漂着一個少女的屍體，他們沒有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就去通知有關部門，而是把她綁到岸邊，然後這個週末餘下的時間都在釣魚，卡佛說：“他們聲稱自己累了，時間又晚，以及事實上，那個女孩也去不了哪兒。”
那個短篇是通過一個女性的角度講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釣魚的那個人的妻子。那個短篇講述得極爲巧妙，準確再現了她的恐懼、好奇、反感和渴望的感覺，短篇中那些讓人難以從心理上接受的事實讓我深受震撼。
讀過這個短篇後只過了幾個星期——這段期間，我潛意識裏有了個想法後，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傳冊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稱7月份時，卡佛將會在培訓中心（Centrum）教寫作。他可以招收16名學生，申請時，必須提交一個短篇。
我當時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負責一個電影及錄像製作者中心，維持一個非營利性藝構讓我甚至沒時間去打開日程安排手冊。然而在接下來的8個週末裏，我取消了其他活動，去寫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把自己關在公寓裏，一直只穿着睡袍，沒有換別的衣服，沒有接電話。
一開始，我重讀了手邊的短篇小說——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和約翰.契佛（JohnCheever）3月份剛出的那本厚厚的紅色平裝短篇集。
根據這些典範，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說實際上是什麼：對白、敘事、描寫、過渡和場景怎樣起作用。14年後的現在，我醒悟瞭如果把自己的閱讀限於當代作品，這個過程就會容易一點。當時的情況是，我對簡.鮑爾斯和斯蒂芬.克萊恩同樣看重。
這段時間，我也搜腸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說，小小的短篇開筆之作，它也許能超越個人的記事，讓別人讀着也覺得有意思。我不知道從什麼角度講述，從多遠距離？怎樣正確展開情節？講述上何時適可而止？
一個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後面陽光照耀的臥室裏支起一張牌桌，把精神上受傷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濫交的老處女以及被領到黃天鎮的新娘的鬼魂驅趕開，我一口氣寫了12個鐘頭。時不時，我踱過過道去廚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是關於一個有婦之夫準備離開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領到一間西班牙風味小餐館，希望他能在那裏很快地宣佈這件難以開口的事，好讓他們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後一頓晚餐。
寫得成功嗎？我的看法是，它要麼能在《1980年度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中穩居一席，要麼遠遠不能稱爲短篇小說，古怪地讓人們看到兩個心胸狹隘的人，既缺乏意義，又談不上結構和優雅。我在這兩種判斷之間遊移得要命，甚至在我把它放進街角藍色郵筒時也是。
我第一次見到雷蒙德.卡佛（他身體魁梧，身高6英尺）時，他穿着格子襯衫和卡其布休閒褲，坐在一張帶着圍椅式寫字板的椅子上，他長長的腿伸到我們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們會這樣做，”他提議道，他話音低沉，幾乎是咕噥。我們有8天時間，他提議全班同學下午兩點鐘碰頭，上午用來寫作以及私下跟他討論。“如果你們覺得沒問題，”他又說，然後探詢地掃視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傳閱過，我們就可以先讀一讀，準備評論意見。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聲閱讀他的短篇，有時間的話，卡佛可能讓別人來讀，這樣可以從另一個人口裏聽到自己的短篇。小組討論某個短篇時，作者不可以發言，好不讓他爲自己辯解，更好地聆聽，記下別人所講的。那次讓我知道這是愛荷華做法，也就是說，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過的愛荷華州立大學寫作班（10年後，他也在那裏教過課）上的做法。
通常，雷從問一個問題來開始點評：“這算是個短篇小說嗎？”甚至對結構最糟糕、不可救藥的故事，他也會這樣問，而且極爲嚴肅地幫助我們弄清楚爲什麼是，或者爲什麼不是。
如果有人開玩笑地提一個問題，他從來不會隨便回答，而總是認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話經常出自緊張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評論時帶着譏諷（不是自貶）或者殘酷（那可要命！）他會安靜地盯着別處一會兒，通常抽着煙，耐心地等待我們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我們要做的，是確定這個短篇的意圖，着手幫助作者更好地表達意圖。同時，我們對觀點上的遊移、被動的結構和蹩腳的倒置之類保持警惕。卡佛告訴我們要評論得具體，有建設性。
他對每個人都鼓勵，不管某個短篇有可能在我們眼裏有多麼沒希望。我聽說並不是每位老師都會這樣。我們班上有個女生前一年跟羅伯特.斯通（RobertStone）學習過，斯通建議她完全放棄寫作！當然，她深受打擊。我後來讀到過《巴黎評論》上對威廉.斯蒂倫（WilliamStyron）的一篇訪談，他在訪談中說道：“教師應該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農民一樣精心挑選，不去鼓勵那些沒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對我們都鼓勵，而把剔苗工作留給了上帝。
除了善意與尊重，雷還有極好的幽默感，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證明這一點。他跟我們講了他怎樣有一次去旁聽審案，一個女孩上了證人席，站在那裏一再說“後來他走了”、“後來我走了”。他很羨慕像這樣自在使用語言，特別是那種用法，出現在他的《涼亭》（Gazebo）中。與此類似，是他喜歡新詞，我記得埃利斯.斯考特（EllisScott）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詞，讓他覺得妙不可言，並問她是否可以借用這個詞。
“短篇小說更接近詩歌，而不是長篇小說，”他說過，“是像詩歌一樣，一行行構建起來的。”
他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怎樣可以寫得更容易，然而不把這些當成規則：“短篇小說作者如果不去嘗試使用全知全覺的口吻，會寫得很艱苦，受限的第三人稱能讓我們嘗試去寫很多方面。”他告訴初學者。
他主要是告訴我們他覺得行之有效的寫作方式：“我儘量寫得快，不是用速記的方法。我都是在兩天內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話，我想一天內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進第一稿。”他強調道，“第一稿是你所寫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後的定稿。”雷稱這些臃腫而書寫過多的第一稿爲“銀行存款”，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周、幾個月內的工作對象。他期望我們視需要，可以把一個短篇重寫二三十遍。他說，他的短篇小說《鄰居》（Neighbors）一開始的篇幅是後來定稿的10倍長。他一再提醒我們，寫作是個艱苦的過程，我們應當學會享受改稿過程。
總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怎樣能伸進我們的段落拎出一個蹩腳的句子，認真改寫，直到這個句子在他手裏變得完美，亮光閃閃。
卡佛跟我們說我們從事的，的確是一項很嚴肅的事業，他說50年代後期在奇科州立大學，約翰.加德納（JohnGardner）這樣教導他，他也談到加德納做事一絲不苟，而且有耐心，作爲作家和教師都是這樣。如果我們想當作家，應該有心理準備的是，不僅過很久纔會進步一點，過程也艱辛；雷跟我們說，我們要準備去出力。
大多數時候，他避免討論發表的事，不過他的確跟我們說了他自己的“重要日子”，那是在1960年，當時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一天之內收到了兩封！一封來自《西部人文評論》（WesternHumanitiesReview），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說《牧歌》（Pastoral），他們以發樣刊代稿費；另一封信來自《目標》（Targets，現已停刊），他們接受了他的詩《銅環》（TheBrassRing），並寄來了一元錢。
“一元錢！”一個學生呻吟道。
“可是呢，也沒有誰要求你去寫作。”卡佛覺得好玩，笑眯眯地說。
1980年時，卡佛發表的唯一一本小說作品是《請你安靜點好嗎？》（WillYouPleaseBeQuiet,Please?），不過之前他已經出了3本薄薄的詩集。他的作品多數刊登在文學季刊上。他讓我們傳閱《三季刊》（Triquarterly）和《安泰》（Antaeues），好讓我們看看文學季刊是什麼樣。
除了上課，我們只是偶爾纔會看到雷，他一個人走過沃登堡（培訓中心的地點）寬闊的草地，不會逗留，我記得在諾曼.梅勒的哪部作品裏，讀到過男的在走路時，要麼拱着肩膀像頭熊，要麼屁股晃來晃去像只貓。（30年來，我對這樣荒唐地區分男的倒是一直沒忘掉。）然而，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頭熊。他會一個人走進華盛頓州立公園服務區的自助餐廳，把他的桔黃色塑料餐盤端到靠牆的一張小桌子那邊，從來不端到我們平時喫飯的那張長桌上一起喫。他沒把自己當成我們的好朋友，也當然沒往那個方向努力。
我當然對他感到好奇，總算拼起了關於他的一份傳略：
早在1934年，雷的父親從阿肯色州來到瀕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區，想找份穩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壩當了一陣子建築工人後，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岡州的克萊茨卡尼（雷在那裏出生），然後又搬到華盛頓州的雅基馬鎮，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凱德公司的鋸木廠工作，負責磨鋸。卡佛在雅基馬長大，那是個圍繞着鋸木廠和蘋果園而建的小鎮子。
我瞭解那裏的風情，那邊的人喝純酒，隨波逐流地過日子。我是在俄勒岡州獨立鎮長大的，那裏也有間鋸木廠，另外還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的那所高中裏，鋸木廠工人的孩子們英語得C——要麼更差，他們打球行，寫東西不行。卡佛也說過，他高中畢業時，成績幾乎在班上墊底。
我記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1977年6月2日。
另外還有那場爲時甚久的婚姻，其遺蹟，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顯示。
如果說烈酒是汽油，他的兩個孩子則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燒一空的危險。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瑪麗安.柏克在自己還不到20歲時，就生了兩個孩子，他後來在隨筆《火》（Fires）中，說兩個孩子對他的寫作影響最大，“是種沉重而有害的影響。”他用了那樣的詞。
烈酒和孩子，沒有時間，沒有錢，這些是雷所要面對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詳盡的記錄。
卡佛有好多年經濟拮据，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男的失了業，人們急急忙忙賣掉他們的汽車。他知道前門廊上傳來的收賬人的可怕腳步聲，走過鬆動的地板吱嘎作響。他在鋸木廠幹過，也採摘過鬱金香、當過加油工、在醫院擦過地板。上班後，他會回到因爲貧窮而亂七八糟的家裏。他有時候出門坐在小汽車裏，想在那裏寫短篇小說。
在培訓中心晚上時，教授寫作的老師們會在那間軍用小教堂裏朗讀自己的作品。輪到雷朗讀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從《請你安靜點好嗎？》集子裏，他挑選了《肥》（Fat），關於一位被一個肥胖的顧客所迷戀的女侍者。接下來他讀了《涼亭》，來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諾夫書局剛剛買下。這篇是說一對夫婦爲了解決他們婚姻中的問題，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個汽車旅館房間裏，也是在這一篇裏，敘述者說“後來我走了”，“後來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來好幾次，等笑聲停下來。我在前排，像別人一樣笑得不可開交。後來我記得——就是杜安說“我回過頭看，我們所做的重要決定，都是在我們喝酒時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嚨突然一緊，不覺當着大家的面在抽泣。跟卡佛別的短篇一樣，《涼亭》的平靜表面下，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訓中心所做的值得讚賞的一件事，是在寫作培訓計劃中，白天是寫作班，每天晚上都有朗誦會，其他安排就沒有多少，你就需要這些。我看到過一份伯克利大學寫作班的宣傳冊，裏面說會組織看電影、舉辦雞尾酒會，還會約見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專家！
然而我的確記得曾爲培訓中心的學生舉辦過一次初到招待會。雷沒有參加，我想是因爲擡出來的是一桶葡萄酒。這次招待會的本意，是讓寫不同類型作品的幾羣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寫偵探小說的湊到一起，寫兒童小說、寫長篇小說、寫短篇小說的都各自湊到一起。我們這羣人呷着塑料杯子裏盛的葡萄酒，坦承了因爲有機會跟卡佛學習而感到興奮。一個女的說她是靠從一位姨媽那裏繼承的1000美元來參加培訓的；另外一位從圖森那邊搭便車過來，小汽車上其他幾個人是皮瑪族印第安人，他們慢悠悠地開車，讓他急得夠嗆；另外一個小夥子說他是在6月23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錄取通知。我們試過想猜猜有多少人報名，卻未被錄取。
這時一個在辦公室幫過忙的女的開口說，這個班招生根本沒有什麼篩選程序。
我們這羣人都不出聲了。
“報名的只有十六個人。”
我記得乾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蘿蔔開始扭動，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會出現了，我們就開始三三兩兩走回我們的宿舍。
然而這羣人中，還是有幾位不錯的寫作者，其中有克雷格.萊斯利（CraigLesley），他帶來了後來他以《凍殺》（Winterkill）之名出版的長篇小說中的幾章，還有阿歷克斯.漢考克（AlexHancock），當時已經在寫作《入明》（IntotheLight），還有埃莉.斯考特（EllieScott），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
後來的兩年裏，我寫作很用功，同時儘量不去操心發表的事。雷說過無論如何，我們要學會寫作。
到那時，我已經辭了西北媒體項目的主任職務，搬到了西雅圖。我得到一份合同，要組織一次西北地區電影研討會，將在西雅圖中心劇場舉行，那一年的半年時間裏，我幹那份工作，其餘半年裏，我寫短篇。
然後在1982年，雷按計劃又要來培訓中心授課，我再次參加了。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顯得疲累，而且似乎抽菸抽得更兇。《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麼》已經出版，《紐約客》上刊登了《大廚的房子》（Chef’sHouse）和《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這兩個短篇都是關於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在一份當時認爲好生活就是雞尾酒——在漫畫裏，在小說裏，在多蘿西.帕克時代阿爾貢耿旅館圓桌的傳奇故事中——的雜誌上刊登這種小說，實在令人驚訝。那個月（1982年7月）晚些時候，這份雜誌上刊登了《馬轡頭》（TheBridle），裏面一個人喝醉了酒，從一間小屋的屋頂上往游泳池跳——卻跳偏了。在我眼裏，他們刊登的整頁添加利金酒廣告——冰綠色瓶體上往下滴着凝結的水——再也不一樣了。
我們問他時，卡佛也承認取得成功，讓他過得輕鬆了一點。“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浪費那麼多時間了。”他說，“我坐下來時，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關於那個夏天，我最突出的記憶，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談。從第一次見到他之後的兩年裏，我持之以恆地寫作，我很看重這次面談。
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我在約好的時間去了培訓中心他住的小房子。他請我坐下來——我坐到了沙發上——但是他沒坐，一邊說話，一邊在屋裏踱來踱去。他問我以何爲生，“作家們得做點什麼事情來買時間：寫作不掙錢。”
我簡單解釋了一下我的工作，不過我記得當時我想他應該不難理解。爲了那次電影研討會，我得約請發言人、訂機票、訂酒店、跟洗印廠、會議承辦人、放映員和拍攝設備生產商打交道。
“我們需要反映人們如何應對工作的短篇。”卡佛在班上說過。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裏模糊而且抽象。不管怎樣，他沒有追問。過了一會兒，他從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說盯着看，等他又抬眼看我時，他說：“你是個作家。”這話出自他口，意義重大。
80年代後期，經常看到評論者和編輯哀嘆模仿卡佛的人數量之多，但是雷從來不曾把自己的風格強加給學生。要說有模仿者，那肯定是他們自己覺得這種講故事方式的乾淨、樸素和微妙之處堪可佩服，並努力去複製那種風格。
那一年同在培訓中心授課的戈登.利什則不一樣，作爲前克諾夫書局編輯和《君子》雜誌編輯，利什以東海岸文學新潮的決定者自居。
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學生上課，在室外草地上，我們這些上卡佛的寫作班的同學覺得這是公開邀請，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圍，聽他會怎麼說。利什喜歡定下條條框框：“頭兩個句子形成攻勢，”他解釋道，“攻勢的三個基本因素，是姿態、權威和新聞。”
克雷格.萊斯利當時也回到了培訓中心，參加了利什的那一組學習，他得到的建議讓我喫驚不小。克雷格交給利什一個短篇，關於在彭德爾頓牛仔競技表演大賽的幾個印第安人，他們在一輛皮卡的後車廂裏喝一瓶用牛皮紙袋裝着的桃紅葡萄酒。“那不是新聞，”利什說，“我們都看到過印第安人喝葡萄酒，給我看看幾個印第安人在一輛皮卡的後車廂喝馬提尼酒吧，這纔是新聞！”
就他本人來說，雷喜歡各種形式的寫作，包括福克納華麗的行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他說他從海明威那兒學會了刪掉形容詞、副詞，卻又告誡我們：“海明威說的關於寫作的話，你們也不能全信。”他在喜歡的作家方面趣味廣泛。他說有一次他在聽到約瑟夫.布羅茨基朗誦後深受觸動，回家後熬了一晚上寫詩，決心再也不離開詩歌創作。他滿懷熱情地跟我們提到了他熱愛的一些作家：不只是托爾斯泰、喬伊斯、巴別爾和弗蘭納裏.奧康納，而且還有他的同時代人：瓊.迪迪安，拉瑞.沃伊伍德（LarryWoiwode），傑弗裏.沃爾夫(GeorffreyWolff)和托比亞斯.沃爾夫（TobiasWolff），萊斯利.西爾科（LeslieSilko），巴里.漢納（BarryHannah），安.貝蒂（AnnBeatie），詹姆斯.帕迪（JamesPurdy）——這是一位大師級藝術家，雷懷着欽佩之情讀了好多年他的作品。
他主要是尋找情感。這裏有句卡佛說過的話，我記在筆記本上：“一個短篇小說、一部長篇或者一首詩應該產生一定次數的感情衝擊，你可以從衝擊的強度及次數上，來判斷這部作品水平如何。”
他對瀕大平洋的西北地區的同行特別看重，爲他們感到驕傲和快樂。“西部的文學還處於初創階段。”他說。他讓我們去閱讀理查德.域果（RichardHugo，當時住在蒙大拿州）的作品，當然是讀他的詩，另外還有他關於寫作的隨筆——收在那本《此鎮一觸即發》（TheTriggeringTown）。雷支持比爾.基特里奇（BillKittredge）、厄秀拉.勒奎恩（UrsulaLeGuin）、約翰.基布爾（JohnKeeble）、瑪麗琳.羅賓遜（MarilynneRobinson）以及吉姆.韋爾奇（JimWelch）。他支持苔絲.加拉格爾（TessGallagher，當時已是他4年來的伴侶），還支持理查德.福特（RichardFord），他們是好朋友。
雷跟我們說過，理查德.福特也是個喜歡改稿的人，這種同道中人的數量蔚爲壯觀。“他先是用第一人稱寫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心一瓣》（APieceofMyHeart），效果不好，他花了3年時間才寫完，然而他用第三人稱重寫了一篇，又花了一年半時間。”福特的書當時已經絕版，不過我還是記下了他的名字。
雷有種觀點，認爲西海岸寫作正在復興，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個美國南方時期不無相似之處。10年後，我看到霍華德展示他在象鼻蟲出版社（Zyzzyva，只出版西海岸地區的作家）出版過的作家地圖時，我幾乎相信的確是那樣。
1983年，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他獲得了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每年35000美元，爲期5年。我從私心出發，對其中一個條件感到不滿：他應該是不會再教書了，而是會全職寫作。
他放棄了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放棄了教寫作班，我再也沒能跟他學習過。
我後來再次見到他，是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朗誦會後在西雅圖的一個派對上。我心懷期望地問他是否懷念教書，他說：“談不上，沒有。”“嗯，你也許不再是我的老師了，”我說，“可我還是你的學生。”
他說：“你真是好心腸。”那是他喜歡說的話。
我第一次短篇小說投稿成功後，雷在回信中寫道：“跨過發表那道線挺重要，非常有助於確定一件做了那麼久、那麼認真的事情是正確的。我爲你感到高興。”
接下來一次見他，是在華盛頓州立大學，那是我們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緬懷理查德.域果時。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發生的某件事，本來有可能這是我最後一次跟他直接聯繫，那時，一位在電影界的老朋友讓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變。
在此兩年前，我放棄了舉辦電影研討會的那份合同，幾乎跟過去幾年裏我請到西北地區的電影人都失去了聯繫。但是那年春天，吉爾.戈德米洛在爲她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待月亮》（WaitingfortheMoon，關於在巴黎時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巡迴宣傳而路過西雅圖時，她給我打了個電話。
在派克街市場的紅門餐館杯盞之間，戈德米洛跟我說她在從巴黎回國的飛機上，讀了《我們談論愛情時談論什麼》，她想起來我認識卡佛。“我就是有這種感覺，”她說，“那些故事實際上都發生過。據你瞭解，是不是真實的？”
對一位小說作家來說，“真實”有可能是個令人不安的詞，我記得我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膀。
她對我那樣回答根本不在意，而是爲這些短篇小說有可能拍成電影而激動。“我有個想法，”她說，“通過安排順序，那些短篇有可能講述一個人的生活——我已經確定了應該有一個主角，其他方面，我想盡量忠實原著，甚至會讓兩個故事之間銀幕全黑一下。你覺得怎麼樣？”
“這是個很有文學味的想法，”我說，“一個純粹主義者的卡佛電影。”
可是等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寫劇本時，我給嚇住了，不僅是因爲我對她這位影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而且是因爲我從來沒寫過電影劇本，顯然她需要一個真正的編劇。我又要了杯金酒。
可是她堅持那個主意。我認識雷蒙德.卡佛，瞭解那一地區，也就是說地點——雅基馬，奇科，尤里卡，庫珀蒂諾，我瞭解那種飲酒文化。（她剛剛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給了侍者，要他拿瓶礦泉水來。）我沒有參加作家工會，所以她請得起我。她知道我很欣賞她的電影，那對她意義重大，這一點在長期合作中很關鍵。她指望我會極端忠實於卡佛的作品，比任何“真正的”編劇都更注意這一點。另外早在1980年，我在培訓中心上培訓班時，就給她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關於雷蒙德.卡佛的。顯然，她剛剛在一箇舊鞋盒裏看到了這封信，並把這看作一個啓示。
她的提議讓我受寵如驚，我很快地合計有多大機會能繞過哈羅德.史特勞斯和米爾德里德.史特勞斯夫婦生活獎的那個讓人討厭的附加條件（即他不能教寫作）。嗯，好吧，我一邊跟侍者換高腳杯時一邊想，不過他也許可以指導……
1987年10月，我們飛去了錫拉丘斯，拿40頁的初稿給雷和苔絲看。當時他正開始癌症療程，他的肺部給切除了三分之二。“現在沒事了。”他一再說，“我沒事。”
他們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魚，在西岸地區，這表示熱烈歡迎，我試過不出聲地隔着桌子向吉爾示意，要她放心。
我們喫完後，雷把初稿拿去書房。吉爾和苔絲攤開手腳坐在客廳的地毯上聊天，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發上，想知道樓上的雷是怎麼想的。在把那些短篇像吉爾所設想的串起來時，我假定有一位主角。可是我也悄悄往劇本里放進不少傳記方面的信息，暗示那個主角就是雷。他是否會覺得我抹去了藝術和藝術家之間的距離（他的作品中，本來已相隔不遠）？他是否會覺得這樣侵犯了他的隱私？我有點擔心。
過了段時間——差不多有一個鐘頭，我想——雷下來了。他們那幢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座木頭樓梯，我聽到每一步咚咚響的聲音。他走進客廳，吉爾和苔絲陷入沉默，雷看着我，用他輕聲咕噥式的聲音說：“很棒，我覺得很棒。”
我想一下子摟住吉爾尖叫起來，可是控制住了自己。雷過來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我們把那篇初稿討論了一個半鐘頭左右，慢慢地一頁一頁翻過去，過了一遍他在頁邊寫下的筆記。
1988年5月，我在西雅圖的埃利奧特灣書店又見到了雷，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朗誦會。他在那天收到了14頁的選擇權合同，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我承認沒讀就交了出去。
“我沒讀就簽了名。”雷說完哈哈大笑。
那天晚上，他讀了《大象》（Elephant），關於一個被家裏每個人追着要錢的人，這個短篇也是一開始讀着滑稽，但是到最後，你聽得見自己的心跳。他似乎讀得有點透不上氣，但還是讀完了。他的臉龐浮腫，有傳聞說他的癌症已經轉移到了他的大腦，可是雷仍然堅持說他沒事。“我會撐過去的。”他告訴我。
當時，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症做鬥爭，她極其想聽到哪怕有一次交談不以那個沉重的問題（“你到底怎麼樣？”）開始。可是她的決定，是從不掩蓋事實，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症晚期。
一個月後，雷和苔絲舉辦了婚禮，我還是沒有意識到什麼。
這段時間，因爲作家協會在舉行罷工，整個電影業陷入停頓。出於這個原因，吉爾商談推遲實施選擇權的期限。8月1日，罷工仍未結束，我們實施了選擇權。
8月2日，雷因爲肺癌，在安吉利斯港去世。
8月3日，作家協會的罷工問題解決了。
1988年8月4日，苔絲.加拉格爾把雷蒙德.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
我無法去送葬，因爲我當時有合同在身，那一週要爲帕金斯—科伊律師行打字，我坐在律師行位於25層樓的波特蘭辦公室，感覺痛苦。休息時間時，一位律師的祕書大步流星從餐廳那邊走過來，在聊她的一個女友爲什麼要離開丈夫。說話中間，她點着一根菸，狠狠地抽了兩口又摁滅了，然後從冰箱裏拿了罐減肥可樂就急急忙忙往門口走，撇下一句話還回蕩在空中：“他老公就是從來沒能讓她的裙子飛起來。”
我把那句話記下來，覺得那一刻，是我個人跟雷有了交流。
到這時，我已經搬回俄勒岡州。我一直不曾輟筆，又發表過幾個短篇，得過幾個獎項，然後在1989年，有人邀請我去瑪麗爾赫斯特學院教寫作。
我們始終未能拍成我們的卡佛電影。最後，吉爾距離她的最低預算還缺25萬美元。她生命中的4年時間都投進了這個計劃，卻未能留下一部電影。1992年秋天，她接受了聖母大學的一份教職。
對我們來說，人們是一步步去世的。我放棄打磨那個劇本時，第二次失去了雷。現在留下的是他的詩和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仍然是我的老師。
時不時，一位學生會打斷我講課，問起雷蒙德.卡佛。“我是說，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老師？”
“你們有多少人讀過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我讓大家舉手時，通常班上有一半人會舉手。
我一再說，你們一定要讀作品。找一本《我打電話的地方》（WhereI’mCallingFrom），從頭開始，通讀這本書。這是卡佛自選短篇集的唯一版本，是按作品寫作先後順序排列的。讀讀《肥》，這個短篇讓人讀了難以忘懷，寫得用筆儉省；讀讀《大教堂》（Cathedral），這對卡佛來說，是關鍵的一篇，裏面的語言開始變得豐滿；讀讀《差事》（Errand），寫的是契訶夫（雷熱愛的一位作家）去世時的一個時刻。
我跟我的學生說，要是你按順序閱讀這些短篇，你會看到在不犧牲準確的前提下，雷把更多經歷、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這是我們所有人——理查德.福特，戈登.利什，吉爾.戈德米洛、苔絲.加拉格爾和我們這間教室裏的每一位——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
譯者：孫仲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