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癲癇症患者同居
木木上月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失竊，一位蒙面大盜打爛一個鎖，砸壞一扇窗，在好幾位保安的眼皮底下，偷走一幅畢加索，一幅馬蒂斯，一幅布拉克，一幅萊傑，一幅莫迪喬安尼。
“你死前一定要偷過至少一幅畢加索”，肯定寫在《成爲一位優秀藝術品盜賊》培訓教材第一頁，根據統計局數字，畢加索是“被偷最多的畫家”，世界前十名的博物館，沒被偷過一兩幅畢加索，估計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被偷榜第二名據說是蒙克，這位生前孤獨抑鬱以自己的精液作畫送給女人的古怪挪威男，作品《尖叫》卻在他死後成爲世界上被翻印次數最多的畫之一，而且該作品還反覆被盜，成爲名畫盜竊史必讀篇章。
美國著名文化人兒戈爾維達爾對藝術作品於人類的意義有評語：我們創造的藝術作品，是人類在一個巨大的“no”面前，發出的一聲小小的“yes”。
畢加索被譽爲“當代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他那聲“yes”振聾發聵，然而對於一個品位低俗心臟還不好的人，畢加索太宏亮太巨大了，於是我無視他代表我代表人類取得的傑出成就，內心深深熱愛馬蒂斯。
馬蒂斯不關心人類成就，他曾經說，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個疲憊商人的安樂椅。我最喜愛的藝術評論家羅伯特休斯這樣總結馬蒂斯的一生：“他出生於1869年，這年輪船時代前最快的帆船下水，去世於1954年，那年第一顆氫鈾彈在比基尼島爆炸；他的人生跨越了兩個世界，他歷經了歷史上最糟糕的戰爭，最可怕的屠殺，最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然而他連一絲頭髮都沒有亂過。1960年代，人人都以爲藝術可以改變世界的時候，我們鄙視馬蒂斯，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仰慕馬蒂斯的常識，馬蒂斯對他的觀衆沒有幻想，他知道藝術能擁有的唯一觀衆是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
除了仰慕馬蒂斯在劇烈變革前紋絲不動的造型、在偉大時代之外創造一個小世界的鎮靜，我愛馬蒂斯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和我一樣愛塞尚。馬蒂斯早期以塞尚爲精神導師，筆觸粗獷，色彩野蠻，以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空間來表現物品。然而塞尚是個處理人際關係和蒙克一樣有障礙的人，他刻畫男性女性的作品中始終充滿暴力和性的隱喻。馬蒂斯中後期逐漸離開塞尚，尋求更純粹的形狀、更美麗的形體、更簡單地體現事物本質。
馬蒂斯在巴黎被偷的《田園曲》，畫於1905年，畫面構造取自於塞尚名作《三浴女》，然而色彩明亮優美，體現女人與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景象。畢加索此次被偷的《鴿子和豌豆》，則是立體主義傑作。畢加索曾經在觀看了大量非洲面具後說：如果你給鬼魂一個形狀，你就能讓它們自由。畢加索的立體主義，顯然就是在扭曲變形中表達他對“現代”與自由的理解。
身爲兩位最傑出的現代派畫家，畢加索和馬蒂斯關係複雜，畢加索曾經說：如果我不是像現在這樣畫畫，那我一定是像馬蒂斯那樣畫。馬蒂斯說：只有一個人有權利批評我，那就是畢加索。
1907年，他們決定各自送對方一張畫。結果兩位都挑了他們認爲對方最差的作品，似乎是爲了增強自己的安全感。馬蒂斯挑了一張畢加索的《水壺，碗，檸檬》，因爲此前不久馬蒂斯的一張靜物剛剛遭到新聞界的猛烈抨擊，藝術評論家在報紙上呼籲“檸檬不是扁平的，馬蒂斯先生”。而畢加索的檸檬，很顯然，比馬蒂斯的還要扁平多了。
1945年，馬蒂斯和畢加索在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舉辦聯合展覽，展出前，馬蒂斯在筆記本上寫道：“明天下午四點，畢加索來訪，爲了倫敦的宣傳，我得和他一起辦這個展覽，當我想象同一個房間裏，一邊是我的作品，一邊是他的，我感覺自己在和癲癇症患者同居。”
所以，巴黎警方實在很應該在《世界報》上登出公開信：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大盜敬啓--如果你熱愛馬蒂斯，請切記將他和畢加索分別掛在兩個房間。
“你死前一定要偷過至少一幅畢加索”，肯定寫在《成爲一位優秀藝術品盜賊》培訓教材第一頁，根據統計局數字，畢加索是“被偷最多的畫家”，世界前十名的博物館，沒被偷過一兩幅畢加索，估計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被偷榜第二名據說是蒙克，這位生前孤獨抑鬱以自己的精液作畫送給女人的古怪挪威男，作品《尖叫》卻在他死後成爲世界上被翻印次數最多的畫之一，而且該作品還反覆被盜，成爲名畫盜竊史必讀篇章。
美國著名文化人兒戈爾維達爾對藝術作品於人類的意義有評語：我們創造的藝術作品，是人類在一個巨大的“no”面前，發出的一聲小小的“yes”。
畢加索被譽爲“當代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他那聲“yes”振聾發聵，然而對於一個品位低俗心臟還不好的人，畢加索太宏亮太巨大了，於是我無視他代表我代表人類取得的傑出成就，內心深深熱愛馬蒂斯。
馬蒂斯不關心人類成就，他曾經說，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個疲憊商人的安樂椅。我最喜愛的藝術評論家羅伯特休斯這樣總結馬蒂斯的一生：“他出生於1869年，這年輪船時代前最快的帆船下水，去世於1954年，那年第一顆氫鈾彈在比基尼島爆炸；他的人生跨越了兩個世界，他歷經了歷史上最糟糕的戰爭，最可怕的屠殺，最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然而他連一絲頭髮都沒有亂過。1960年代，人人都以爲藝術可以改變世界的時候，我們鄙視馬蒂斯，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仰慕馬蒂斯的常識，馬蒂斯對他的觀衆沒有幻想，他知道藝術能擁有的唯一觀衆是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他的正確。”
除了仰慕馬蒂斯在劇烈變革前紋絲不動的造型、在偉大時代之外創造一個小世界的鎮靜，我愛馬蒂斯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和我一樣愛塞尚。馬蒂斯早期以塞尚爲精神導師，筆觸粗獷，色彩野蠻，以物品與物品之間的空間來表現物品。然而塞尚是個處理人際關係和蒙克一樣有障礙的人，他刻畫男性女性的作品中始終充滿暴力和性的隱喻。馬蒂斯中後期逐漸離開塞尚，尋求更純粹的形狀、更美麗的形體、更簡單地體現事物本質。
馬蒂斯在巴黎被偷的《田園曲》，畫於1905年，畫面構造取自於塞尚名作《三浴女》，然而色彩明亮優美，體現女人與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景象。畢加索此次被偷的《鴿子和豌豆》，則是立體主義傑作。畢加索曾經在觀看了大量非洲面具後說：如果你給鬼魂一個形狀，你就能讓它們自由。畢加索的立體主義，顯然就是在扭曲變形中表達他對“現代”與自由的理解。
身爲兩位最傑出的現代派畫家，畢加索和馬蒂斯關係複雜，畢加索曾經說：如果我不是像現在這樣畫畫，那我一定是像馬蒂斯那樣畫。馬蒂斯說：只有一個人有權利批評我，那就是畢加索。
1907年，他們決定各自送對方一張畫。結果兩位都挑了他們認爲對方最差的作品，似乎是爲了增強自己的安全感。馬蒂斯挑了一張畢加索的《水壺，碗，檸檬》，因爲此前不久馬蒂斯的一張靜物剛剛遭到新聞界的猛烈抨擊，藝術評論家在報紙上呼籲“檸檬不是扁平的，馬蒂斯先生”。而畢加索的檸檬，很顯然，比馬蒂斯的還要扁平多了。
1945年，馬蒂斯和畢加索在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舉辦聯合展覽，展出前，馬蒂斯在筆記本上寫道：“明天下午四點，畢加索來訪，爲了倫敦的宣傳，我得和他一起辦這個展覽，當我想象同一個房間裏，一邊是我的作品，一邊是他的，我感覺自己在和癲癇症患者同居。”
所以，巴黎警方實在很應該在《世界報》上登出公開信：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大盜敬啓--如果你熱愛馬蒂斯，請切記將他和畢加索分別掛在兩個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