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地壇
史鐵生現在讓我想想,十五年中堅持到這園子來的人都是誰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對老人。
十五年前,這對老人還只能算是中年夫婦,我則貨真價實還是個青年。他們總是在薄暮時分來園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們是從哪邊的園門進來,一般來說他們是逆時針繞這園子走。男人個子很高,肩寬腿長,走起路來目不斜視,胯以上直至脖頸挺直不動;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條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鬆懈。女人個子卻矮,也不算漂亮,我無端地相信她必出身於家道中衰的名門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個嬌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觀望時總含着恐懼,她輕聲與丈夫談話,見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話頭。我有時因爲他們而想起冉阿讓與柯賽特,但這想法並不鞏固,他們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兩個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於時代的演進,他們的服飾又可以稱爲古樸了。他們和我一樣,到這園子裏來幾乎是風雨無阻,不過他們比我守時。我什麼時間都可能來,他們則一定是在暮色初臨的時候。颳風時他們穿了米色風衣,下雨時他們打了黑色的雨傘,夏天他們的襯衫是白色的褲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們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們只喜歡這三種顏色。他們逆時針繞這園子一週,然後離去。他們走過我身旁時只有男人的腳步響,女人像是貼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們一定對我有印象,但是我們沒有說過話,我們互相都沒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們或許注意到一個小夥子進入了中年,我則看着一對令人羨慕的中年情侶不覺中成了兩個老人。
曾有過一個熱愛唱歌的小夥子,他也是每天都到這園中來,來唱歌,唱了好多年,後來不見了。他的年紀與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來,唱半小時或整整唱一個上午,估計在另外的時間裏他還得上班。我們經常在祭壇東側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東南角的高牆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東北角的樹林裏做什麼。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幾口煙,便聽見他謹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覆覆唱那麼幾首歌。文化革命沒過去的時候,他唱“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我老也記不住這歌的名字。文革後,他唱《貨郎與小姐》中那首最爲流傳的詠歎調。“賣布——賣布嘞,賣布——賣布嘞!”我記得這開頭的一句他唱得很有聲勢,在早晨清澈的空氣中,貨郎跑遍園中的每一個角落去恭維小姐。“我交了好運氣,我交了好運氣,我爲幸福唱歌曲……”然後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讓貨郎的激情稍減。依我聽來,他的技術不算精到,在關鍵的地方常出差錯,但他的嗓子是相當不壞的,而且唱一個上午也聽不出一點疲憊。太陽也不疲憊,把大樹的影子縮小成一團,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曬乾在小路上。將近中午,我們又在祭壇東側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們都有結識的願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互相注視一下終又都移開目光擦身而過;這樣的次數一多,便更不知如何開口了。終於有一天——一個絲毫沒有特點的日子,我們互相點了一下頭。他說:“你好。”我說:“你好。”他說:“回去啦?”我說:“是,你呢?”他說:“我也該回去了。”我們都放慢腳步(其實我是放慢車速),想再多說幾句,但仍然是不知從何說起,這樣我們就都走過了對方,又都扭轉身子面向對方。他說:“那就再見吧。”我說:“好,再見。”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們沒有再見,那以後,園中再沒了他的歌聲,我纔想到,那天他或許是有意與我道別的,也許他考上了哪家專業文工團或歌舞團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裏所唱的那樣,交了好運氣。
還有一些人,我還能想起一些常到這園子裏來的人。有一個老頭,算得一個真正的飲者;他在腰間掛一個扁瓷瓶,瓶裏當然裝滿了酒,常來這園中消磨午後的時光。他在園中四處遊逛,如果你不注意你會以爲園中有好幾個這樣的老頭,等你看過了他卓爾不羣的飲酒情狀,你就會相信這是個獨一無二的老頭。他的衣着過分隨便,走路的姿態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選定一處地方,一隻腳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樹墩上,解下腰間的酒瓶,解酒瓶的當兒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視角內的景物細細看一遭,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搖一搖再掛向腰間,平心靜氣地想一會什麼,便走下一個五六十米去。還有一個捕鳥的漢子,那歲月園中人少,鳥卻多,他在西北角的樹叢中拉一張網,鳥撞在上面,羽毛戧在網眼裏便不能自拔。他單等一種過去很多而現在非常罕見的鳥,其它的鳥撞在網上他就把它們摘下來放掉,他說已經有好多年沒等到那種罕見的鳥,他說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還有沒有那種鳥,結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這園子裏可以看見一箇中年女工程師;早晨她從北向南穿過這園子去上班,傍晚她從南向北穿過這園子回家。事實上我並不瞭解她的職業或者學歷,但我以爲她必是學理工的知識分子,別樣的人很難有她那般的素樸並優雅。當她在園子穿行的時刻,四周的樹林也彷彿更加幽靜,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遠的琴聲,比如說是那曲《獻給艾麗絲》纔好。我沒有見過她的丈夫,沒有見過那個幸運的男人是什麼樣子,我想象過卻想象不出,後來忽然懂了想象不出纔好,那個男人最好不要出現。她走出北門回家去,我竟有點擔心,擔心她會落入廚房,不過,也許她在廚房裏勞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當然不能再是《獻給艾麗絲》,是個什麼曲子呢?還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他是個最有天賦的長跑家,但他被埋沒了。他因爲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幾年牢,出來後好不容易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樣樣待遇都不能與別人平等,苦悶極了便練習長跑。那時他總來這園子裏跑,我用手錶爲他計時。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記下一個時間。每次他要環繞這園子跑二十圈,大約兩萬米。他盼望以他的長跑成績來獲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爲記者的鏡頭和文字可以幫他做到這一點。第一年他在春節環城賽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見前十名的照片都掛在了長安街的新聞櫥窗裏,於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聞櫥窗裏只掛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沒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櫥窗裏掛前六名的照片,他有點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櫥窗裏卻只掛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幾乎絕望了,櫥窗裏只有一幅環城賽羣衆場面的照片。那些年我們倆常一起在這園子裏呆到天黑,開懷痛罵,罵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時再互相叮囑:先別去死,再試着活一活看。現在他已經不跑了,年歲太大了,跑不了那麼快了。最後一次參加環城賽,他以三十八歲之齡又得了第一名並破了紀錄,有一位專業隊的教練對他說:“我要是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麼也沒說,只在傍晚又來這園中找到我,把這事平靜地向我敘說一遍。不見他已有好幾年了,現在他和妻子和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
這些人現在都不到園子裏來了,園子裏差不多完全換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舊人,現在就剩我和那對老夫老妻了。有那麼一段時間,這老夫老妻中的一個也忽然不來,薄暮時分唯男人獨自來散步,步態也明顯遲緩了許多,我懸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麼事。幸好過了一個冬天那女人又來了,兩個人仍是逆時針繞着園子走,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恰似鐘錶的兩支指針;女人的頭髮白了許多,但依舊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個孩子。“攀”這個字用得不恰當了,或許可以用“攙”吧,不知有沒有兼具這兩個意思的字。
節選自《我與地壇》
十五年前,這對老人還只能算是中年夫婦,我則貨真價實還是個青年。他們總是在薄暮時分來園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們是從哪邊的園門進來,一般來說他們是逆時針繞這園子走。男人個子很高,肩寬腿長,走起路來目不斜視,胯以上直至脖頸挺直不動;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條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鬆懈。女人個子卻矮,也不算漂亮,我無端地相信她必出身於家道中衰的名門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個嬌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觀望時總含着恐懼,她輕聲與丈夫談話,見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話頭。我有時因爲他們而想起冉阿讓與柯賽特,但這想法並不鞏固,他們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兩個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於時代的演進,他們的服飾又可以稱爲古樸了。他們和我一樣,到這園子裏來幾乎是風雨無阻,不過他們比我守時。我什麼時間都可能來,他們則一定是在暮色初臨的時候。颳風時他們穿了米色風衣,下雨時他們打了黑色的雨傘,夏天他們的襯衫是白色的褲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們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們只喜歡這三種顏色。他們逆時針繞這園子一週,然後離去。他們走過我身旁時只有男人的腳步響,女人像是貼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們一定對我有印象,但是我們沒有說過話,我們互相都沒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們或許注意到一個小夥子進入了中年,我則看着一對令人羨慕的中年情侶不覺中成了兩個老人。
曾有過一個熱愛唱歌的小夥子,他也是每天都到這園中來,來唱歌,唱了好多年,後來不見了。他的年紀與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來,唱半小時或整整唱一個上午,估計在另外的時間裏他還得上班。我們經常在祭壇東側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東南角的高牆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東北角的樹林裏做什麼。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幾口煙,便聽見他謹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覆覆唱那麼幾首歌。文化革命沒過去的時候,他唱“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我老也記不住這歌的名字。文革後,他唱《貨郎與小姐》中那首最爲流傳的詠歎調。“賣布——賣布嘞,賣布——賣布嘞!”我記得這開頭的一句他唱得很有聲勢,在早晨清澈的空氣中,貨郎跑遍園中的每一個角落去恭維小姐。“我交了好運氣,我交了好運氣,我爲幸福唱歌曲……”然後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讓貨郎的激情稍減。依我聽來,他的技術不算精到,在關鍵的地方常出差錯,但他的嗓子是相當不壞的,而且唱一個上午也聽不出一點疲憊。太陽也不疲憊,把大樹的影子縮小成一團,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曬乾在小路上。將近中午,我們又在祭壇東側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們都有結識的願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互相注視一下終又都移開目光擦身而過;這樣的次數一多,便更不知如何開口了。終於有一天——一個絲毫沒有特點的日子,我們互相點了一下頭。他說:“你好。”我說:“你好。”他說:“回去啦?”我說:“是,你呢?”他說:“我也該回去了。”我們都放慢腳步(其實我是放慢車速),想再多說幾句,但仍然是不知從何說起,這樣我們就都走過了對方,又都扭轉身子面向對方。他說:“那就再見吧。”我說:“好,再見。”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們沒有再見,那以後,園中再沒了他的歌聲,我纔想到,那天他或許是有意與我道別的,也許他考上了哪家專業文工團或歌舞團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裏所唱的那樣,交了好運氣。
還有一些人,我還能想起一些常到這園子裏來的人。有一個老頭,算得一個真正的飲者;他在腰間掛一個扁瓷瓶,瓶裏當然裝滿了酒,常來這園中消磨午後的時光。他在園中四處遊逛,如果你不注意你會以爲園中有好幾個這樣的老頭,等你看過了他卓爾不羣的飲酒情狀,你就會相信這是個獨一無二的老頭。他的衣着過分隨便,走路的姿態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選定一處地方,一隻腳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樹墩上,解下腰間的酒瓶,解酒瓶的當兒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視角內的景物細細看一遭,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搖一搖再掛向腰間,平心靜氣地想一會什麼,便走下一個五六十米去。還有一個捕鳥的漢子,那歲月園中人少,鳥卻多,他在西北角的樹叢中拉一張網,鳥撞在上面,羽毛戧在網眼裏便不能自拔。他單等一種過去很多而現在非常罕見的鳥,其它的鳥撞在網上他就把它們摘下來放掉,他說已經有好多年沒等到那種罕見的鳥,他說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還有沒有那種鳥,結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這園子裏可以看見一箇中年女工程師;早晨她從北向南穿過這園子去上班,傍晚她從南向北穿過這園子回家。事實上我並不瞭解她的職業或者學歷,但我以爲她必是學理工的知識分子,別樣的人很難有她那般的素樸並優雅。當她在園子穿行的時刻,四周的樹林也彷彿更加幽靜,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遠的琴聲,比如說是那曲《獻給艾麗絲》纔好。我沒有見過她的丈夫,沒有見過那個幸運的男人是什麼樣子,我想象過卻想象不出,後來忽然懂了想象不出纔好,那個男人最好不要出現。她走出北門回家去,我竟有點擔心,擔心她會落入廚房,不過,也許她在廚房裏勞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當然不能再是《獻給艾麗絲》,是個什麼曲子呢?還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他是個最有天賦的長跑家,但他被埋沒了。他因爲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幾年牢,出來後好不容易找了個拉板車的工作,樣樣待遇都不能與別人平等,苦悶極了便練習長跑。那時他總來這園子裏跑,我用手錶爲他計時。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記下一個時間。每次他要環繞這園子跑二十圈,大約兩萬米。他盼望以他的長跑成績來獲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爲記者的鏡頭和文字可以幫他做到這一點。第一年他在春節環城賽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見前十名的照片都掛在了長安街的新聞櫥窗裏,於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聞櫥窗裏只掛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沒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櫥窗裏掛前六名的照片,他有點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櫥窗裏卻只掛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幾乎絕望了,櫥窗裏只有一幅環城賽羣衆場面的照片。那些年我們倆常一起在這園子裏呆到天黑,開懷痛罵,罵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時再互相叮囑:先別去死,再試着活一活看。現在他已經不跑了,年歲太大了,跑不了那麼快了。最後一次參加環城賽,他以三十八歲之齡又得了第一名並破了紀錄,有一位專業隊的教練對他說:“我要是十年前發現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麼也沒說,只在傍晚又來這園中找到我,把這事平靜地向我敘說一遍。不見他已有好幾年了,現在他和妻子和兒子住在很遠的地方。
這些人現在都不到園子裏來了,園子裏差不多完全換了一批新人。十五年前的舊人,現在就剩我和那對老夫老妻了。有那麼一段時間,這老夫老妻中的一個也忽然不來,薄暮時分唯男人獨自來散步,步態也明顯遲緩了許多,我懸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麼事。幸好過了一個冬天那女人又來了,兩個人仍是逆時針繞着園子走,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恰似鐘錶的兩支指針;女人的頭髮白了許多,但依舊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個孩子。“攀”這個字用得不恰當了,或許可以用“攙”吧,不知有沒有兼具這兩個意思的字。
節選自《我與地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