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鳴香港
韓少功進入香港後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樓瘦長如棍，一根根戳在那裏頂着天，讓觀望者懸心。
在全世界都少見這種棍子，這種用房屋疊出來的高空雜技。它們扛得住地震和狂風嗎？那棍子裏的燈火萬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驚恐於自己的四面臨虛和飄飄欲墜？
我這次住九樓，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還有幾分安穩。套間四十多平米，據說市值已過百萬。家居設施一應俱全，連廚房裏的小電視和小花盆也不缺。但臥房只容下一牀，書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廚房更是單人掩體，狹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時嚇一大跳，發現客廳裏竟冒出陌生漢子。細看之後才鬆了口氣，發現對方不是強盜，不過是站在對角陽臺上的鄰居，透過沒掛上窗簾的玻璃門，赫然闖入我的隱私。
他不在客廳裏，但幾乎就在客廳裏，朝我笑了笑，說了句什麼，在玻璃門外繼續澆灑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倫還是湯姆？
我不知該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機構裏的職員更是如此。這些海倫或者湯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沒有祖傳老宅或千萬身家，一般都只能鑽入這種小戶型，成天活得躡手躡腳和小心翼翼，在鄰居近如家人的空間裏，享受着微型的幸福與自由。也許正是這一原因，人們擅長螺螄殼裏唱大戲，精細作風舉世聞名。在這裏，哪怕是一條破舊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補和打掃得整潔如新。哪怕是廉價的一碗車仔麪或艇仔飯，也總是烹製得可口實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會被某位祕書當成大事，精心地打印、覈對、裝訂、摺疊、入袋，封口......所有動作都是一絲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後雙手捧送向前，如呈交莊嚴的國書。
正因爲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樓密度、汽車密度，卻仍是很多人留戀的居家福地。海倫們和湯姆們，即自家族譜裏的阿珍們和阿雄們，哪怕在彈丸之地也能用一種生活微雕藝術，雕出了強大的現代服務業，雕出了曾經強大的現代製造業，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種整潔、便利、豐富、尊嚴以及透出滋補老湯味的生活滿足感。毫無疑問，細活出精品，細活出高人，各種能工巧匠應運而生，一直得到外來人的信任。有時候，他們並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進設備，只是憑藉一種專業精神與工藝傳統的頑強優勢，也能打造無可挑剔的名牌產品--這與內地某些地方豪闊之風下常見的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些稱之爲Mall的商城同樣有港式風格。它們是巨大的迷宮，有點像傳統騎樓和現代超市的結合，集商鋪、酒店、影院、街道、車站、學校、機關以及公園於一體，勾心鬥角，盤根錯節，四通八達，千迴百轉，讓初來者總是暈頭轉向。它們似乎把整個城市壓縮在恆溫室內，壓縮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於是人們稍不留心，就會錯覺自己在酒店裏上地鐵，在商鋪裏進學堂，在官府裏選購皮鞋。想想看，這種時空壓縮技術誰能想得出來？這種公私交集、雅俗連體、五味俱全、八寶薈萃、各業之間彼此融合、晝夜和季節的界限消失無痕的建築文化，這種省地、節材、便民、促銷的建築奇觀，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來到這裏打拼，用影碟機裏快進二或快進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際、打工或者消費，哪怕問候老母的電話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張風景照也可能處於緊急狀態。“你做什麼？”“你還做什麼？”“你除了這些還做什麼？”......熟人們經常一見面就劈頭三問，不相信對方沒有兼職和再兼職，不相信時間可以不是金錢。顯然，這種忙碌而擁擠的社會需要管理，近乎狂熱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種規則，否則就會亂成一團。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肯定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兩側亂哄哄黑壓壓的殖民地，面對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獨獨不缺夢想的香港，不會掏出太多的民主，卻不能不厲行法治。他們把香港當作一個破公司來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嚴刑峻法、科層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倫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勵行乞！”這種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從歐洲舶來香港街頭。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會，可能幾個月前就開始預約和規劃了。電話來又電話去，傳真來又傳真去，快遞來又快遞去，參與者必須接受各種有關時間、地點、議題、程序、身份、服裝、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項之類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後還得再次確認，傳真告知以後還得書函告知，簽了一次字以後還得再籤兩次字，一大堆文牘來往得轟轟烈烈。不僅如此，一次主要時間只是用於交換名片、介紹來賓、排隊合影再加幾句客套話的空洞活動結束之後，精美的文牘可能還會尾隨而至：關於回顧或者致謝。
不難想象，應付這種繁重的文牘壓力，很多人都需要祕書。香港的祕書隊伍無比龐大當然事出有因。
也不難想象，港人在擅長土地節約之餘，卻習慣了祕書檯上日復一日的巨量紙張耗費，讓環保人士憤憤不滿。
但沒有文牘會怎麼樣？
口說無憑，以字爲據。沒有關於招待、合同、動議、決策、審計、清盤、覈查、國際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據，出了差錯誰負責？事後如何調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權利又從何而來？......從這種意義來說，法治就是契約之治，就是必須不斷產生契約的文牘之治--雖然文牘癖也有鬧過頭的時候，比方說祕書們爲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車載斗量的文牘，使香港人幾乎都成了契約人，成了一個個精確的條款生物和責任活體。考慮到這一點，在龐大祕書行業之後再出現龐大的律師隊伍之類，出現數不勝數的檢控之類，大概也不難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稱這裏最大的缺點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稱呼就得循規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學裏的這三個稱呼等級森嚴，不可漏叫更不可亂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稱呼明天立馬消失，相關的待遇和服務準時撤除，相處多年的祕書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氣大幅度調整。這種情況-咆括不至於這般極端的情況--當然都讓很多大陸人和臺灣人深感不適，免不了搖頭一嘆，人走茶涼呵。
但人走茶涼不也是法治所在麼？倘若事情變成這樣：人走了茶還不涼，人不在位還幹其政，還要來看文件，寫條子，打電話，參加會議，消費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後擁，有關契約還有何嚴肅性和威懾力？倘若人沒走茶已涼，人來了茶不熱，有些茶總是熱，有些茶總是涼......那麼誰還願意把契約太當回事？
契約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須儘可能把感情與行爲一刀兩斷，用條款和責任來約束行爲。這樣，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卻不失爲公法之幸，能使社會組織的機器低摩擦運轉。面子不管用了，條子不管用了，親切回憶什麼的不管用了，雖然隱形關係網難以完全絕跡，但朋友的經濟意義大減，徇私犯科的風險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亂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頭的電子眼，市政秩序卻井井有條，少見司機亂闖紅燈，攤販擅佔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業，行人隨地吐痰、亂丟紙屑、違規抽菸，遛狗留下糞便......官家的各種“公仔(幹部)”和“差佬(警察)”也怯於亂來。哪怕是面對一個最無理的“釘子戶”，只要法院還未終結訴訟，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預算損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載，甚至最終改道易轍。
因爲他們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違規必罰，犯禁必懲，一旦出了什麼事，就有重罰或嚴刑在等着，沒有哥們兒或姐們兒能來擺平，也難有活菩薩網開一面。那麼，哪個雞蛋敢碰石頭？
無情法治的稍加擴展就是無情人生--或者這句話也可反過來說。
這樣，我們對人情與秩序能否兼得？在難以兼得之時又如何痛苦地選擇？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說起來，香港人並非冷血，每日茶樓酒館裏流動着的不全是社交虛禮，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別是節假日裏，家庭成了人勝取暖的最佳去處，閤家飲茶或閤家出遊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圖景隨處可見，顯現出香港特別有中華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婦賢，其情殷殷，其樂融融，構成了百姓市井的親情底色。
這些人不習慣西服革履，更喜歡休閒便裝；不習慣道貌岸然，更願意小節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掛着小腰包光顧賽馬場和彩票。與之相聯繫的是，他們的閱讀大多繞開高深，指向報上的地方新聞和娛樂八卦，還有情愛和武俠的小說。他們使用着最新款的隨身聽、數碼相機、mp4、便攜寬頻多媒體，但大多熱心於情場恩仇和商界沉浮一類個人故事--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電影裏的常見內容。內地文化人對此最容易聳聳肩，搖搖頭，譏之爲“文化沙漠”。其實這裏圖書、音樂、書畫、電影的同比產出量絕不在內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龍臥虎。稍有區別的是，他們的文化主題常常是“兒女情”而非“天下事”，價值焦點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國”，多了一些就近務實的態度，與內地文化確實難以全面接軌。黃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學作報告的時候，強調香港文學從總體上說最少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特別品種，值得研究者關注。據他說，學子們對這個話題曾不以爲然。
學子們也許不知道，他們與大多港人並沒有共享的單數歷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當局管理着這一塊身份曖昧的東方飛地，既不會把黃膚黑髮的港人視爲不列顛高等同胞，也不願意他們時常惦記自己的種族和文化之根，那麼讓他們非中非英最好，忘記“國家”這一碼事最好--這與一個人販子對待他人兒女的態度，大體相似。這種刻意空缺“國家”的教育，一種大力培養打工仔和執行者而非堂堂“國民”的百年教育，也許足以影響幾代人的知識與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這裏的先輩們難享國家之惠，也少受國家之害，遙遠朝廷在他們眼裏實在模糊。當中原族羣反覆受到北方集團侵掠或統治，那裏的國家安危與個人的生死榮辱息息相通，國與家關係密切，憂國、亡國、思國、報國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齊”通向“治平”的古訓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強的邏輯力量。與此不同，香港偏安嶺南一角，面對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虛弱的東南亞，一片來去自由、國界含混、治權零亂的南洋。在這樣的地緣條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鴉片戰爭、抗日戰爭以及九七回歸，他們的心目中那個抽象的“國家”在哪裏？“國家”對於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義？
大多數港人也修身，也齊家，但如果國家若有若無，那麼“治國平天下”當然就不如“治業賺天下”更爲可靠實用了。這樣，他們精於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會像京城出租車司機們那樣樂於議政，不會像中原農民們那樣樂於說古。內地文化熱點中那些宮廷祕史、朝代興衰、報國志士、警世宏論、衛國或革命戰爭的偉業，在這裏一般也票房冷落。國家政治對於很多港人來說是一個生疏而無趣的話題。更進一步說，如果國家的偶爾到場，不過是用外交條約把香港劃來劃去，使之今天東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張，明天姓李，一種流浪兒的孤獨感也不會毫無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兒--香港不過他們中比較有錢的一個。想一想，這個流浪兒是應該責難還是應該撫慰？他們的文化在經受批評之前是否應該先得到幾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紅旗下大喊一聲“回家啦--”但這個家，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比較陌生，比如有相對的貧窮，有較多的混亂和污染，有文化傳統中熾熱的國家觀和天下觀。但無論人們是珍愛這個家還是厭惡這個家，“國家”終於日漸逼近，不可迴避了。
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有國家意識，都需要國籍的尊嚴感和自豪感。詩人北島說，他曾經遇到一個保加利亞人。那人說保加利亞乏善可陳，從無名人，連革命家季米特洛夫還是北島後來幫對方想起來的。但那人覺得這樣正好，更方便他忘記自己的國族身份，從而能以世界文化爲家。出於類似的道理，多年來幾無國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國家這個權力結構？他們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經足夠？他們國土視野和國史緬懷的缺失，誠然收窄了某種文化的縱深，但是否也能帶來對狹隘國家主義的避免？
無可選擇的是，國家是現代共同體的基本形式。歷史上的國家功罪俱在，卻從來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幟、帽徽、雕像、詩詞、交響樂、博物館、哲學家們的虛構。對於1997以後的很多港人來說，即使抗英、抗日的傷痛記憶已經淡薄，但國家也不僅僅意味着電影裏的“內戰”和書刊裏的“文革”，而有了電影與書刊以外的更多現實內容。國家是化解金融危機時的鉅額資金託市，是對數千種產品的零關稅接納，是越來越值錢的人民幣，是越來越有用的普通話，是各種惠及特區的人才輸入、觀光客輸入、股市資金輸入、高校生源輸入、廉價資源產品輸入......一句話，國家是這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爲真切可觸的利益，正在散發出血溫。
即便有些人對這一切不以爲然，即便他們還是貶多褒少，但無論褒貶都透出更多北向的關切，與往日的兩不相干大爲異趣了。即便有些港人還不時上街嗆聲某些中央政策，但這種嗆聲同樣標示出關切的強度。
汶川大地震後，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樓的一扇窗前，聽到維多利亞港灣裏一片笛聲低迴，林立高樓下填滿街道的笛聲尖嘯，哀慟之潮撲面而來。各個政黨和社團的募捐廣告佈滿大街，各大媒體的激情圖文和痛切呼籲引人注目，學生們含着眼淚在廣場上高喊“四川堅強”和“中國堅強”，而高樓電子屏幕上的賑災款項總數記錄，正以每秒數十萬的速度不斷跳翻......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變，一塊殖民地的心靈流浪大概行將結束。
我隔着寬闊海面遙望港島，那一片似乎無人區的千樓競起，那一片形狀各異的幾何體，如神話中寂靜而荒涼的巨石陣。
我知道那裏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遠得看不見而已。
在全世界都少見這種棍子，這種用房屋疊出來的高空雜技。它們扛得住地震和狂風嗎？那棍子裏的燈火萬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驚恐於自己的四面臨虛和飄飄欲墜？
我這次住九樓，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還有幾分安穩。套間四十多平米，據說市值已過百萬。家居設施一應俱全，連廚房裏的小電視和小花盆也不缺。但臥房只容下一牀，書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廚房更是單人掩體，狹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時嚇一大跳，發現客廳裏竟冒出陌生漢子。細看之後才鬆了口氣，發現對方不是強盜，不過是站在對角陽臺上的鄰居，透過沒掛上窗簾的玻璃門，赫然闖入我的隱私。
他不在客廳裏，但幾乎就在客廳裏，朝我笑了笑，說了句什麼，在玻璃門外繼續澆灑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倫還是湯姆？
我不知該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機構裏的職員更是如此。這些海倫或者湯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沒有祖傳老宅或千萬身家，一般都只能鑽入這種小戶型，成天活得躡手躡腳和小心翼翼，在鄰居近如家人的空間裏，享受着微型的幸福與自由。也許正是這一原因，人們擅長螺螄殼裏唱大戲，精細作風舉世聞名。在這裏，哪怕是一條破舊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補和打掃得整潔如新。哪怕是廉價的一碗車仔麪或艇仔飯，也總是烹製得可口實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文件副本，也會被某位祕書當成大事，精心地打印、覈對、裝訂、摺疊、入袋，封口......所有動作都是一絲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後雙手捧送向前，如呈交莊嚴的國書。
正因爲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樓密度、汽車密度，卻仍是很多人留戀的居家福地。海倫們和湯姆們，即自家族譜裏的阿珍們和阿雄們，哪怕在彈丸之地也能用一種生活微雕藝術，雕出了強大的現代服務業，雕出了曾經強大的現代製造業，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種整潔、便利、豐富、尊嚴以及透出滋補老湯味的生活滿足感。毫無疑問，細活出精品，細活出高人，各種能工巧匠應運而生，一直得到外來人的信任。有時候，他們並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進設備，只是憑藉一種專業精神與工藝傳統的頑強優勢，也能打造無可挑剔的名牌產品--這與內地某些地方豪闊之風下常見的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些稱之爲Mall的商城同樣有港式風格。它們是巨大的迷宮，有點像傳統騎樓和現代超市的結合，集商鋪、酒店、影院、街道、車站、學校、機關以及公園於一體，勾心鬥角，盤根錯節，四通八達，千迴百轉，讓初來者總是暈頭轉向。它們似乎把整個城市壓縮在恆溫室內，壓縮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於是人們稍不留心，就會錯覺自己在酒店裏上地鐵，在商鋪裏進學堂，在官府裏選購皮鞋。想想看，這種時空壓縮技術誰能想得出來？這種公私交集、雅俗連體、五味俱全、八寶薈萃、各業之間彼此融合、晝夜和季節的界限消失無痕的建築文化，這種省地、節材、便民、促銷的建築奇觀，在其他地方可有他例？
一代代移民來到這裏打拼，用影碟機裏快進二或快進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際、打工或者消費，哪怕問候老母的電話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張風景照也可能處於緊急狀態。“你做什麼？”“你還做什麼？”“你除了這些還做什麼？”......熟人們經常一見面就劈頭三問，不相信對方沒有兼職和再兼職，不相信時間可以不是金錢。顯然，這種忙碌而擁擠的社會需要管理，近乎狂熱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種規則，否則就會亂成一團。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肯定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兩側亂哄哄黑壓壓的殖民地，面對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獨獨不缺夢想的香港，不會掏出太多的民主，卻不能不厲行法治。他們把香港當作一個破公司來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嚴刑峻法、科層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倫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勵行乞！”這種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也從歐洲舶來香港街頭。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會，可能幾個月前就開始預約和規劃了。電話來又電話去，傳真來又傳真去，快遞來又快遞去，參與者必須接受各種有關時間、地點、議題、程序、身份、服裝、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項之類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後還得再次確認，傳真告知以後還得書函告知，簽了一次字以後還得再籤兩次字，一大堆文牘來往得轟轟烈烈。不僅如此，一次主要時間只是用於交換名片、介紹來賓、排隊合影再加幾句客套話的空洞活動結束之後，精美的文牘可能還會尾隨而至：關於回顧或者致謝。
不難想象，應付這種繁重的文牘壓力，很多人都需要祕書。香港的祕書隊伍無比龐大當然事出有因。
也不難想象，港人在擅長土地節約之餘，卻習慣了祕書檯上日復一日的巨量紙張耗費，讓環保人士憤憤不滿。
但沒有文牘會怎麼樣？
口說無憑，以字爲據。沒有關於招待、合同、動議、決策、審計、清盤、覈查、國際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據，出了差錯誰負責？事後如何調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權利又從何而來？......從這種意義來說，法治就是契約之治，就是必須不斷產生契約的文牘之治--雖然文牘癖也有鬧過頭的時候，比方說祕書們爲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車載斗量的文牘，使香港人幾乎都成了契約人，成了一個個精確的條款生物和責任活體。考慮到這一點，在龐大祕書行業之後再出現龐大的律師隊伍之類，出現數不勝數的檢控之類，大概也不難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稱這裏最大的缺點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稱呼就得循規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學裏的這三個稱呼等級森嚴，不可漏叫更不可亂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稱呼明天立馬消失，相關的待遇和服務準時撤除，相處多年的祕書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氣大幅度調整。這種情況-咆括不至於這般極端的情況--當然都讓很多大陸人和臺灣人深感不適，免不了搖頭一嘆，人走茶涼呵。
但人走茶涼不也是法治所在麼？倘若事情變成這樣：人走了茶還不涼，人不在位還幹其政，還要來看文件，寫條子，打電話，參加會議，消費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後擁，有關契約還有何嚴肅性和威懾力？倘若人沒走茶已涼，人來了茶不熱，有些茶總是熱，有些茶總是涼......那麼誰還願意把契約太當回事？
契約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須儘可能把感情與行爲一刀兩斷，用條款和責任來約束行爲。這樣，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卻不失爲公法之幸，能使社會組織的機器低摩擦運轉。面子不管用了，條子不管用了，親切回憶什麼的不管用了，雖然隱形關係網難以完全絕跡，但朋友的經濟意義大減，徇私犯科的風險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亂相，包括省掉了大批街頭的電子眼，市政秩序卻井井有條，少見司機亂闖紅燈，攤販擅佔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業，行人隨地吐痰、亂丟紙屑、違規抽菸，遛狗留下糞便......官家的各種“公仔(幹部)”和“差佬(警察)”也怯於亂來。哪怕是面對一個最無理的“釘子戶”，只要法院還未終結訴訟，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預算損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載，甚至最終改道易轍。
因爲他們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違規必罰，犯禁必懲，一旦出了什麼事，就有重罰或嚴刑在等着，沒有哥們兒或姐們兒能來擺平，也難有活菩薩網開一面。那麼，哪個雞蛋敢碰石頭？
無情法治的稍加擴展就是無情人生--或者這句話也可反過來說。
這樣，我們對人情與秩序能否兼得？在難以兼得之時又如何痛苦地選擇？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說起來，香港人並非冷血，每日茶樓酒館裏流動着的不全是社交虛禮，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別是節假日裏，家庭成了人勝取暖的最佳去處，閤家飲茶或閤家出遊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圖景隨處可見，顯現出香港特別有中華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婦賢，其情殷殷，其樂融融，構成了百姓市井的親情底色。
這些人不習慣西服革履，更喜歡休閒便裝；不習慣道貌岸然，更願意小節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掛着小腰包光顧賽馬場和彩票。與之相聯繫的是，他們的閱讀大多繞開高深，指向報上的地方新聞和娛樂八卦，還有情愛和武俠的小說。他們使用着最新款的隨身聽、數碼相機、mp4、便攜寬頻多媒體，但大多熱心於情場恩仇和商界沉浮一類個人故事--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電影裏的常見內容。內地文化人對此最容易聳聳肩，搖搖頭，譏之爲“文化沙漠”。其實這裏圖書、音樂、書畫、電影的同比產出量絕不在內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龍臥虎。稍有區別的是，他們的文化主題常常是“兒女情”而非“天下事”，價值焦點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國”，多了一些就近務實的態度，與內地文化確實難以全面接軌。黃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學作報告的時候，強調香港文學從總體上說最少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特別品種，值得研究者關注。據他說，學子們對這個話題曾不以爲然。
學子們也許不知道，他們與大多港人並沒有共享的單數歷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當局管理着這一塊身份曖昧的東方飛地，既不會把黃膚黑髮的港人視爲不列顛高等同胞，也不願意他們時常惦記自己的種族和文化之根，那麼讓他們非中非英最好，忘記“國家”這一碼事最好--這與一個人販子對待他人兒女的態度，大體相似。這種刻意空缺“國家”的教育，一種大力培養打工仔和執行者而非堂堂“國民”的百年教育，也許足以影響幾代人的知識與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這裏的先輩們難享國家之惠，也少受國家之害，遙遠朝廷在他們眼裏實在模糊。當中原族羣反覆受到北方集團侵掠或統治，那裏的國家安危與個人的生死榮辱息息相通，國與家關係密切，憂國、亡國、思國、報國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齊”通向“治平”的古訓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持，有了更強的邏輯力量。與此不同，香港偏安嶺南一角，面對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虛弱的東南亞，一片來去自由、國界含混、治權零亂的南洋。在這樣的地緣條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鴉片戰爭、抗日戰爭以及九七回歸，他們的心目中那個抽象的“國家”在哪裏？“國家”對於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多少意義？
大多數港人也修身，也齊家，但如果國家若有若無，那麼“治國平天下”當然就不如“治業賺天下”更爲可靠實用了。這樣，他們精於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會像京城出租車司機們那樣樂於議政，不會像中原農民們那樣樂於說古。內地文化熱點中那些宮廷祕史、朝代興衰、報國志士、警世宏論、衛國或革命戰爭的偉業，在這裏一般也票房冷落。國家政治對於很多港人來說是一個生疏而無趣的話題。更進一步說，如果國家的偶爾到場，不過是用外交條約把香港劃來劃去，使之今天東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張，明天姓李，一種流浪兒的孤獨感也不會毫無根由。
殖民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兒--香港不過他們中比較有錢的一個。想一想，這個流浪兒是應該責難還是應該撫慰？他們的文化在經受批評之前是否應該先得到幾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紅旗下大喊一聲“回家啦--”但這個家，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比較陌生，比如有相對的貧窮，有較多的混亂和污染，有文化傳統中熾熱的國家觀和天下觀。但無論人們是珍愛這個家還是厭惡這個家，“國家”終於日漸逼近，不可迴避了。
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有國家意識，都需要國籍的尊嚴感和自豪感。詩人北島說，他曾經遇到一個保加利亞人。那人說保加利亞乏善可陳，從無名人，連革命家季米特洛夫還是北島後來幫對方想起來的。但那人覺得這樣正好，更方便他忘記自己的國族身份，從而能以世界文化爲家。出於類似的道理，多年來幾無國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國家這個權力結構？他們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經足夠？他們國土視野和國史緬懷的缺失，誠然收窄了某種文化的縱深，但是否也能帶來對狹隘國家主義的避免？
無可選擇的是，國家是現代共同體的基本形式。歷史上的國家功罪俱在，卻從來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幟、帽徽、雕像、詩詞、交響樂、博物館、哲學家們的虛構。對於1997以後的很多港人來說，即使抗英、抗日的傷痛記憶已經淡薄，但國家也不僅僅意味着電影裏的“內戰”和書刊裏的“文革”，而有了電影與書刊以外的更多現實內容。國家是化解金融危機時的鉅額資金託市，是對數千種產品的零關稅接納，是越來越值錢的人民幣，是越來越有用的普通話，是各種惠及特區的人才輸入、觀光客輸入、股市資金輸入、高校生源輸入、廉價資源產品輸入......一句話，國家是這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爲真切可觸的利益，正在散發出血溫。
即便有些人對這一切不以爲然，即便他們還是貶多褒少，但無論褒貶都透出更多北向的關切，與往日的兩不相干大爲異趣了。即便有些港人還不時上街嗆聲某些中央政策，但這種嗆聲同樣標示出關切的強度。
汶川大地震後，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樓的一扇窗前，聽到維多利亞港灣裏一片笛聲低迴，林立高樓下填滿街道的笛聲尖嘯，哀慟之潮撲面而來。各個政黨和社團的募捐廣告佈滿大街，各大媒體的激情圖文和痛切呼籲引人注目，學生們含着眼淚在廣場上高喊“四川堅強”和“中國堅強”，而高樓電子屏幕上的賑災款項總數記錄，正以每秒數十萬的速度不斷跳翻......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變，一塊殖民地的心靈流浪大概行將結束。
我隔着寬闊海面遙望港島，那一片似乎無人區的千樓競起，那一片形狀各異的幾何體，如神話中寂靜而荒涼的巨石陣。
我知道那裏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遠得看不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