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與粥
張遠桃粥和飯，從本質講，並無不同，只是水放得多寡而已。
清代的袁枚在《隨園食譜》裏作了一個權威的論定：“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如一，而後謂之粥。尹文端公曰：‘寧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頓而味變湯幹故也。”
食粥一事，中國舊時文人筆下時常涉及的。宋代費袞《梁溪漫志》裏，有一篇《張文潛粥記》，講得最透徹了。“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谷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將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舊時文人，很提倡甘於清苦的精神，在《顏氏家訓》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說他“有疏親故屬”，凡“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只有自己飢餓過，才能體會別人飢餓的痛苦，裴子野與衆親友一齊捧碗啜粥，那是充滿了人情味的溫馨場面。
同樣，從鄭板橋《家書》看到，給他弟弟的信裏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餉以熱粥，並佐以醃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過，才能瞭解別人清寒的窘境。中國文人與粥，這種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於他們自身的貧苦體驗而來。正因如此，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裏，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間的疾苦。
由此看來，若曹雪芹一直過着“鐘鳴鼎食”、“錦衣飫食”的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他的文友敦誠、敦敏兄弟，在詩中說到他貧居北京西山時的窘迫景況，“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使我們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於他家境沒落以後，處在生活貧窮線上，才瞭解到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吧？
敦誠的詩，自然有詩人的誇張成分。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艱難，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還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別無其它的地步。
若以鄭板橋自敘的“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頓無下頓的七品縣令嗎？要餓得兩眼發青，曹雪芹寫不出《紅樓夢》，鄭板橋也畫不出墨竹了。然而，他們過着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當無疑問。在物質水平上，與大多數人相同，因此在認知上，更接近勞苦大衆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裏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飽嗝，從無飢餓之苦，窮困之痛，也就難以與喝粥的中國大多數人共鳴，便一點不奇怪了。
中國舊時文人，由於喝粥的結果，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精神世界，實在是值得後人景仰的。他們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出對社會，對民衆，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爲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虛無縹緲，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夠嗆的。
選自金光閃閃的《人民日報海外版》
清代的袁枚在《隨園食譜》裏作了一個權威的論定：“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如一，而後謂之粥。尹文端公曰：‘寧人等粥，毋粥等人。’此真名言，防停頓而味變湯幹故也。”
食粥一事，中國舊時文人筆下時常涉及的。宋代費袞《梁溪漫志》裏，有一篇《張文潛粥記》，講得最透徹了。“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谷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將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舊時文人，很提倡甘於清苦的精神，在《顏氏家訓》中，提到了一位叫裴子野的文人，說他“有疏親故屬”，凡“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只有自己飢餓過，才能體會別人飢餓的痛苦，裴子野與衆親友一齊捧碗啜粥，那是充滿了人情味的溫馨場面。
同樣，從鄭板橋《家書》看到，給他弟弟的信裏說：“十冬臘月，凡乞討者登門，務餉以熱粥，並佐以醃姜。”也可知只有自己清寒過，才能瞭解別人清寒的窘境。中國文人與粥，這種不同一般的感情，都由於他們自身的貧苦體驗而來。正因如此，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裏，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間的疾苦。
由此看來，若曹雪芹一直過着“鐘鳴鼎食”、“錦衣飫食”的生活，未必會寫出《紅樓夢》來。他的文友敦誠、敦敏兄弟，在詩中說到他貧居北京西山時的窘迫景況，“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使我們知道他是文人中的“食粥族”，正由於他家境沒落以後，處在生活貧窮線上，才瞭解到人世的滄桑，時事的艱窘，仕途的險惡，命運的坎坷吧？
敦誠的詩，自然有詩人的誇張成分。曹雪芹那時的確生計艱難，但尚可以到小鋪去賒二兩酒，看來，還不到只是以粥果腹，舍此別無其它的地步。
若以鄭板橋自敘的“半飢半飽清閒客，無鎖無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頓無下頓的七品縣令嗎？要餓得兩眼發青，曹雪芹寫不出《紅樓夢》，鄭板橋也畫不出墨竹了。然而，他們過着的是當時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當無疑問。在物質水平上，與大多數人相同，因此在認知上，更接近勞苦大衆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裏的作家，一天到晚打飽嗝，從無飢餓之苦，窮困之痛，也就難以與喝粥的中國大多數人共鳴，便一點不奇怪了。
中國舊時文人，由於喝粥的結果，多半喝出一個淡泊的精神世界，實在是值得後人景仰的。他們或堅貞自守，或安貧樂道，或充實自信，或知足不爭，但在他們的筆下，卻總是程度不同地要發出對社會，對民衆，對國家，對世界的真實反響。有的，哪怕爲之付出生命，也要說出大多數人想說的話，這就是喝粥文人與大多數喝粥普通人的心靈感應了。
文學，要都是風花雪月，虛無縹緲，沒有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恐怕也夠嗆的。
選自金光閃閃的《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