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
韓少功我當年就讀的中學，有一中型的圖書館。我那時不大會看書，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時間去那裏翻翻雜誌。《世界知識》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種航空雜誌也曾讓我浮想連翩。
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照例關閉，因受到媒體批判的“毒草”越來越多，圖書館疲於清理和下架，只好一關了之。類似的情況是，城裏各大書店也立刻空空蕩蕩，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類紅色聖經，除了少許充當學習資料的社論選編，其它書籍幾近消失。間或有一點例外，比方我買過一本關於海南島青年創業的小說，但總是讀不進去，一時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課仍在繼續，漫長的假期似無盡頭。但收槍令已下達，革命略有降溫，校圖書館立刻出現了偷盜大案：一個牆洞駭然觸目。管理圖書的老師慌了，與紅衛兵組織緊急商議，設法把藏書轉移至易於保護的初中部教學樓最高層，再加上鐵柵鋼門，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御家賊難防，很多紅衛兵在搬書時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詭異，互相之間擠眉弄眼。後來我到學校去，又發現他們話題日漸陌生，關於列賓的畫，關於舒伯特的音樂，關於什麼什麼小說……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在說些什麼？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會遭遇支吾搪塞，被滿臉壞笑的他們瞞過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權分享共同的快樂。在多番警告並確認我不會泄密或叛變之後，他們終於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們祕密開拓的一條賊道。我們開鎖後進入大樓某間教室，用桌椅搭成階梯，拿出對付雙槓的技能，憋氣縮腹，引身向上，便進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們借瓦縫裏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橫樑，以免自己一時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聲栽下樓去。在估計越過鐵柵鋼門之後，我們就進入臨時書庫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見一洞口：往下一探頭，哇，茫茫書海，凝固着五顏六色的書浪。
這時候往下一跳即可。書籍壘至半牆高，足以成爲柔遠的落地保護裝置。
我們頭頂着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裏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着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裏坐着讀，跪着讀，躺着看，趴着讀，睡一會兒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爲了省下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污跡。
我說過，作爲初中生，我讀書毫無品位，有時在掘一書坑不過是爲了找一本《十萬個爲什麼》。青春寄語，趣味數學，晶體管收音機，抗日遊擊隊故事，頂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讀的《卓婭與舒拉》，基本上構成了我的閱讀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書包帶出的書，總是受到某些大同學取笑。我並不知道他們笑什麼。當然，多年以後我讀到海明威的《再見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樓的暗道——只是當時不知自己讀了什麼，對書名和作者也從無用心。
一個沒有考試、沒有課程規限、沒有任何費用成本的閱讀自由不期而至，以至當時每個學生寢室裏都有成堆禁書。你從這些書的館藏印章不難辨出，他們越幹越猖狂，越幹越熟練，竊書的目標漸漸明晰，竊書的範圍正逐步擴展，已經禍及一牆之隔的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距此不算太遠的省醫學院圖書館等。多年以後，我一位姓賀的同學積習不改，甚至帶着一把鐵鉗和兩個麻袋，闖入省城最大圖書館的禁區，在那裏竊取了據說價值上萬美元的進口畫冊——他當時正在自修美術。他的行爲敗露，被警方以盜竊罪起訴，獲刑一年監外執行。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一位老法官對他竟笑眯眯的，私下裏感嘆：我那兒子要是像你這樣愛書，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語其實是另一種宣判，隱祕的民意宣判。
這就是說，哪怕在大批知識分子淪爲驚弓之鳥的時代，知識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記和尊敬，一個偷書賊的服刑其實不無光榮。
這與後來的情況很不一樣。賀某多年後肯定遇到過這種場景：書店裏已經五光十色應有盡有了，各種有關理財、厚黑、權勢、時裝、色慾、命相的爛書鋪天蓋地持續熱銷，而他當年渴求的經典反而門前冷落。如果他對這種情況大爲奇怪，如果他還把經典太當回事(爺們當年就是爲這個坐了牢)，還很可能被當今的購書者們白眼：神經病吧？喫錯了藥吧？
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照例關閉，因受到媒體批判的“毒草”越來越多，圖書館疲於清理和下架，只好一關了之。類似的情況是，城裏各大書店也立刻空空蕩蕩，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類紅色聖經，除了少許充當學習資料的社論選編，其它書籍幾近消失。間或有一點例外，比方我買過一本關於海南島青年創業的小說，但總是讀不進去，一時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課仍在繼續，漫長的假期似無盡頭。但收槍令已下達，革命略有降溫，校圖書館立刻出現了偷盜大案：一個牆洞駭然觸目。管理圖書的老師慌了，與紅衛兵組織緊急商議，設法把藏書轉移至易於保護的初中部教學樓最高層，再加上鐵柵鋼門，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御家賊難防，很多紅衛兵在搬書時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詭異，互相之間擠眉弄眼。後來我到學校去，又發現他們話題日漸陌生，關於列賓的畫，關於舒伯特的音樂，關於什麼什麼小說……這是怎麼回事？你們在說些什麼？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會遭遇支吾搪塞，被滿臉壞笑的他們瞞過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權分享共同的快樂。在多番警告並確認我不會泄密或叛變之後，他們終於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們祕密開拓的一條賊道。我們開鎖後進入大樓某間教室，用桌椅搭成階梯，拿出對付雙槓的技能，憋氣縮腹，引身向上，便進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們借瓦縫裏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橫樑，以免自己一時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聲栽下樓去。在估計越過鐵柵鋼門之後，我們就進入臨時書庫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見一洞口：往下一探頭，哇，茫茫書海，凝固着五顏六色的書浪。
這時候往下一跳即可。書籍壘至半牆高，足以成爲柔遠的落地保護裝置。
我們頭頂着蛛網或積塵，在書浪裏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着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裏坐着讀，跪着讀，躺着看，趴着讀，睡一會兒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爲了省下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牆角無聊，不知給哪些傑作留下了污跡。
我說過，作爲初中生，我讀書毫無品位，有時在掘一書坑不過是爲了找一本《十萬個爲什麼》。青春寄語，趣味數學，晶體管收音機，抗日遊擊隊故事，頂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讀的《卓婭與舒拉》，基本上構成了我的閱讀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書包帶出的書，總是受到某些大同學取笑。我並不知道他們笑什麼。當然，多年以後我讀到海明威的《再見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樓的暗道——只是當時不知自己讀了什麼，對書名和作者也從無用心。
一個沒有考試、沒有課程規限、沒有任何費用成本的閱讀自由不期而至，以至當時每個學生寢室裏都有成堆禁書。你從這些書的館藏印章不難辨出，他們越幹越猖狂，越幹越熟練，竊書的目標漸漸明晰，竊書的範圍正逐步擴展，已經禍及一牆之隔的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距此不算太遠的省醫學院圖書館等。多年以後，我一位姓賀的同學積習不改，甚至帶着一把鐵鉗和兩個麻袋，闖入省城最大圖書館的禁區，在那裏竊取了據說價值上萬美元的進口畫冊——他當時正在自修美術。他的行爲敗露，被警方以盜竊罪起訴，獲刑一年監外執行。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一位老法官對他竟笑眯眯的，私下裏感嘆：我那兒子要是像你這樣愛書，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語其實是另一種宣判，隱祕的民意宣判。
這就是說，哪怕在大批知識分子淪爲驚弓之鳥的時代，知識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記和尊敬，一個偷書賊的服刑其實不無光榮。
這與後來的情況很不一樣。賀某多年後肯定遇到過這種場景：書店裏已經五光十色應有盡有了，各種有關理財、厚黑、權勢、時裝、色慾、命相的爛書鋪天蓋地持續熱銷，而他當年渴求的經典反而門前冷落。如果他對這種情況大爲奇怪，如果他還把經典太當回事(爺們當年就是爲這個坐了牢)，還很可能被當今的購書者們白眼：神經病吧？喫錯了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