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地方與人
伍迪.艾倫布魯克林:三車道的大街。橋。處處是教堂和墓地。還有糖果鋪。一個小男孩幫一個蓄鬍須的老頭過馬路並說:“安息日快樂。”老頭露出微笑,在男孩的頭上磕乾淨菸斗。男孩哭着跑回家……令人氣悶的炎熱與潮溼籠罩着這個區。居民飯後把摺疊椅搬到街上坐着聊天。突然下起雪來。人們大惑不解。一個小販順着大街叫賣熱椒鹽脆餅乾。他遭到幾條狗襲擊,被追得爬上了一棵樹。不幸的是,樹上還有幾條狗。
“本尼!本尼!”一個當媽的在喊兒子。本尼16歲了,卻已經在警察那裏掛了號,他26歲時會上電椅,36歲時會被吊死。50歲時,他會擁有自己的乾洗店。這時他母親端上早餐,因爲這家人太窮,買不起新鮮的麪包卷,他只得往《新聞報》上抹橘子醬。
埃比茲棒球場。球迷在貝德福大街上排隊,想得到右場牆壁上空擊出的本壘打球。8局未得分之後,人羣發出高叫。一個球從牆壁上空輕快地飛過,熱心的球迷爲得到它而推搡起來!不知爲何,那是個足球——誰也不明白爲什麼。那一季晚些時候,布魯克林道奇隊的老闆把他的游擊手換到匹茲堡,換來一個左場外野手,然後把自己換到波士頓,換來的是勇士隊的老闆以及他最小的兩個孩子。
羊頭灣:一個面色黝黑的人開懷大笑,並拉上了捕蟹籠。一個大個兒螃蟹用鉗子夾住這個人的鼻子。這人不笑了,他的朋友在一頭拖,螃蟹的朋友在另一頭拖。難解難分。太陽下山了,他們仍相持不下。
新奧爾良:在一處墓地,一具屍體入土時,一支爵士樂隊佇立在雨中演奏憂傷的聖歌。這時又奏起活潑的進行曲,開始列隊行進回市內。走到一半時,有人意識到他們埋錯了人,不僅如此,根本就錯得離譜:他們埋的那人沒死,也壓根沒病;事實上,他當時正在真假聲交替唱歌。他們又回到墓地,把那個可憐的傢伙挖了出來。此人威脅要告他們,但他們答應讓他把西裝送去洗,把賬單寄給他們。同時,沒人知道究竟誰死了。這支樂隊繼續演奏,旁觀者一個接一個被埋掉,所據理論是死了的會埋得最順利。不久,顯然沒人死掉,這時已經晚得一具屍體也找不到了,原因是放假造成的交通高峯。
現在是狂歡節,到處是克里奧爾風格的食品。街上擠滿身穿化裝衣服的人。有個穿得像只蝦的人被扔進一鍋海鮮濃湯。他不情願,可誰也不相信他不是隻甲殼動物。最後他掏出駕駛執照,就被放開了。
博雷加德廣場上擠滿了觀光客。瑪麗.拉沃曾經在那裏表演伏都巫術。現在有個海地老“男巫”在兜售玩偶和護身符。警察要他走,兩人吵了起來。吵完後,警察只有4英寸高。憤怒之極的警察仍然想逮捕他,但聲音尖細得誰都聽不明白他的話。不久,一隻貓跑過大街,警察被迫逃命。
巴黎:溼溼的人行道。燈——處處開了燈!我在一間露天咖啡館遇到一個人,是安德烈.馬爾羅。奇怪的是,他認爲我是安德烈.馬爾羅。我解釋說他是馬爾羅,我只是個學生。他聞此鬆了口氣,因爲他喜歡馬爾羅夫人,很不願意想着她是我太太。我們談了些嚴肅的事情,他告訴我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除非他意識到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他才能真正理解存在。後來,他提出賣給我一隻兔爪。幾年後,我們在一次晚餐時相遇,他再次堅持說我是馬爾羅,這次我沒爭辯,而是開始喫他的什錦水果色拉。
秋天。巴黎因爲又一次罷工而癱瘓。這次是雜技演員。沒有人翻筋斗,這座城市陷入停頓。不久,罷工擴展到包括雜耍演員,然後是口技表演者,巴黎人將其視爲基本服務,很多學生變得很暴力。兩個阿爾及利亞人被抓到在練習拿大頂,而被剃了光頭。
一個長着棕色捲髮的10歲小女孩往內政部長的巧克力奶油凍裏藏了個塑料炸藥爆炸裝置。剛咬了第一口,內政部長就衝出富凱家的屋頂,毫髮無損地掉在中央菜市場。如今中央菜市場已不復存在。
開車穿越墨西哥:那裏的貧窮境況令人咋舌。許多頂闊邊帽讓人想起奧羅斯科的壁畫。陰涼裏的溫度也超過100度。一個窮印第安人賣給我一塊捲了烤肉的玉米烤餅。味道很好,我喝冰水才把它嚥了下去。我胃裏略微感到噁心,接着就說起荷蘭話。突然,我肚子有點疼,讓我撲通一聲倒在地下,像本啪的一聲合上的書。半年後,我在墨西哥的一家醫院裏醒來,頭上完全沒有頭髮,手裏緊抓着一面耶魯大學的錦標。這是種可怕的經歷,別人告訴我因爲發燒而神志昏迷,在鬼門關徘徊時,我從香港訂購了兩件西裝。
我在一間病房裏養病,裏面還住滿了很多很不錯的農民,我跟其中幾位成了好朋友。有位叫阿方索的,他母親想讓他當個鬥牛士。他被一頭牛撞傷,後來又被他母親撞傷。還有胡安,他是個頭腦簡單的養豬戶,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卻偏偏詐騙了國際電報公司600萬美元。還有老赫爾南德斯,他和薩帕塔一起並肩度過多年馬上生涯,直到那位偉大的革命者因爲他老是踢自己,而命人逮捕了他。
下雨。一連下了6天。起霧了。我和威利.毛姆坐在倫敦的一間酒館裏。我內心痛苦,因爲我的第一部小說《自豪的催吐劑》遭到評論界的冷遇。《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則好評,卻因爲最後一句而壞了味道,它稱這本書是“一片愚蠢的陳詞濫調瘴氣,西方文學中未有匹者”。
毛姆解釋說這則評語儘管有多種讀法,但最好還是別印上書中的廣告頁。然後我們順着老布朗普頓路散步,雨又開始下。我把我的雨傘遞給毛姆,他接了,全然不顧他已經有了把雨傘這一事實。毛姆這時拿着撐開了的兩把傘,我則和他並排走。
“千萬別把批評太當回事,”他告訴我,“我的第一個短篇被某個書評作者苛評。我一肚子氣,說了關於那個人的一些難聽話。後來有一天,我把那個短篇又讀了一遍,意識到他是正確的。的確膚淺,結構也糟糕。這件事我一直沒忘,幾年後,德國空軍轟炸倫敦時,我往那個書評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毛姆停了一下又買了第三把傘並撐開。“要想當一名作家,”他又說,“一定得冒險,別害怕顯得愚蠢。我戴着紙帽子寫了《刀鋒》。在《雨》的第一稿中,薩迪.湯普森是隻鸚鵡。我們得探索,得冒險。我開始寫《人性的枷鎖》時,只有一個連詞‘而且’。我知道以‘而且’開頭的故事可以讓人喜歡讀。漸漸地,剩下的也成形了。”
一股強風把毛姆吹得雙腳離地,並讓他重重地撞向一座樓房。他笑得格格響。毛姆接着給了我一條建議,在所有能給予一個年輕作者的建議中,數這條最爲精彩:“在所有疑問句的結尾,都放個問號,效果會讓你喫驚。”
“本尼!本尼!”一個當媽的在喊兒子。本尼16歲了,卻已經在警察那裏掛了號,他26歲時會上電椅,36歲時會被吊死。50歲時,他會擁有自己的乾洗店。這時他母親端上早餐,因爲這家人太窮,買不起新鮮的麪包卷,他只得往《新聞報》上抹橘子醬。
埃比茲棒球場。球迷在貝德福大街上排隊,想得到右場牆壁上空擊出的本壘打球。8局未得分之後,人羣發出高叫。一個球從牆壁上空輕快地飛過,熱心的球迷爲得到它而推搡起來!不知爲何,那是個足球——誰也不明白爲什麼。那一季晚些時候,布魯克林道奇隊的老闆把他的游擊手換到匹茲堡,換來一個左場外野手,然後把自己換到波士頓,換來的是勇士隊的老闆以及他最小的兩個孩子。
羊頭灣:一個面色黝黑的人開懷大笑,並拉上了捕蟹籠。一個大個兒螃蟹用鉗子夾住這個人的鼻子。這人不笑了,他的朋友在一頭拖,螃蟹的朋友在另一頭拖。難解難分。太陽下山了,他們仍相持不下。
新奧爾良:在一處墓地,一具屍體入土時,一支爵士樂隊佇立在雨中演奏憂傷的聖歌。這時又奏起活潑的進行曲,開始列隊行進回市內。走到一半時,有人意識到他們埋錯了人,不僅如此,根本就錯得離譜:他們埋的那人沒死,也壓根沒病;事實上,他當時正在真假聲交替唱歌。他們又回到墓地,把那個可憐的傢伙挖了出來。此人威脅要告他們,但他們答應讓他把西裝送去洗,把賬單寄給他們。同時,沒人知道究竟誰死了。這支樂隊繼續演奏,旁觀者一個接一個被埋掉,所據理論是死了的會埋得最順利。不久,顯然沒人死掉,這時已經晚得一具屍體也找不到了,原因是放假造成的交通高峯。
現在是狂歡節,到處是克里奧爾風格的食品。街上擠滿身穿化裝衣服的人。有個穿得像只蝦的人被扔進一鍋海鮮濃湯。他不情願,可誰也不相信他不是隻甲殼動物。最後他掏出駕駛執照,就被放開了。
博雷加德廣場上擠滿了觀光客。瑪麗.拉沃曾經在那裏表演伏都巫術。現在有個海地老“男巫”在兜售玩偶和護身符。警察要他走,兩人吵了起來。吵完後,警察只有4英寸高。憤怒之極的警察仍然想逮捕他,但聲音尖細得誰都聽不明白他的話。不久,一隻貓跑過大街,警察被迫逃命。
巴黎:溼溼的人行道。燈——處處開了燈!我在一間露天咖啡館遇到一個人,是安德烈.馬爾羅。奇怪的是,他認爲我是安德烈.馬爾羅。我解釋說他是馬爾羅,我只是個學生。他聞此鬆了口氣,因爲他喜歡馬爾羅夫人,很不願意想着她是我太太。我們談了些嚴肅的事情,他告訴我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除非他意識到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他才能真正理解存在。後來,他提出賣給我一隻兔爪。幾年後,我們在一次晚餐時相遇,他再次堅持說我是馬爾羅,這次我沒爭辯,而是開始喫他的什錦水果色拉。
秋天。巴黎因爲又一次罷工而癱瘓。這次是雜技演員。沒有人翻筋斗,這座城市陷入停頓。不久,罷工擴展到包括雜耍演員,然後是口技表演者,巴黎人將其視爲基本服務,很多學生變得很暴力。兩個阿爾及利亞人被抓到在練習拿大頂,而被剃了光頭。
一個長着棕色捲髮的10歲小女孩往內政部長的巧克力奶油凍裏藏了個塑料炸藥爆炸裝置。剛咬了第一口,內政部長就衝出富凱家的屋頂,毫髮無損地掉在中央菜市場。如今中央菜市場已不復存在。
開車穿越墨西哥:那裏的貧窮境況令人咋舌。許多頂闊邊帽讓人想起奧羅斯科的壁畫。陰涼裏的溫度也超過100度。一個窮印第安人賣給我一塊捲了烤肉的玉米烤餅。味道很好,我喝冰水才把它嚥了下去。我胃裏略微感到噁心,接着就說起荷蘭話。突然,我肚子有點疼,讓我撲通一聲倒在地下,像本啪的一聲合上的書。半年後,我在墨西哥的一家醫院裏醒來,頭上完全沒有頭髮,手裏緊抓着一面耶魯大學的錦標。這是種可怕的經歷,別人告訴我因爲發燒而神志昏迷,在鬼門關徘徊時,我從香港訂購了兩件西裝。
我在一間病房裏養病,裏面還住滿了很多很不錯的農民,我跟其中幾位成了好朋友。有位叫阿方索的,他母親想讓他當個鬥牛士。他被一頭牛撞傷,後來又被他母親撞傷。還有胡安,他是個頭腦簡單的養豬戶,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卻偏偏詐騙了國際電報公司600萬美元。還有老赫爾南德斯,他和薩帕塔一起並肩度過多年馬上生涯,直到那位偉大的革命者因爲他老是踢自己,而命人逮捕了他。
下雨。一連下了6天。起霧了。我和威利.毛姆坐在倫敦的一間酒館裏。我內心痛苦,因爲我的第一部小說《自豪的催吐劑》遭到評論界的冷遇。《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則好評,卻因爲最後一句而壞了味道,它稱這本書是“一片愚蠢的陳詞濫調瘴氣,西方文學中未有匹者”。
毛姆解釋說這則評語儘管有多種讀法,但最好還是別印上書中的廣告頁。然後我們順着老布朗普頓路散步,雨又開始下。我把我的雨傘遞給毛姆,他接了,全然不顧他已經有了把雨傘這一事實。毛姆這時拿着撐開了的兩把傘,我則和他並排走。
“千萬別把批評太當回事,”他告訴我,“我的第一個短篇被某個書評作者苛評。我一肚子氣,說了關於那個人的一些難聽話。後來有一天,我把那個短篇又讀了一遍,意識到他是正確的。的確膚淺,結構也糟糕。這件事我一直沒忘,幾年後,德國空軍轟炸倫敦時,我往那個書評作者家的房子上打了一束光。”
毛姆停了一下又買了第三把傘並撐開。“要想當一名作家,”他又說,“一定得冒險,別害怕顯得愚蠢。我戴着紙帽子寫了《刀鋒》。在《雨》的第一稿中,薩迪.湯普森是隻鸚鵡。我們得探索,得冒險。我開始寫《人性的枷鎖》時,只有一個連詞‘而且’。我知道以‘而且’開頭的故事可以讓人喜歡讀。漸漸地,剩下的也成形了。”
一股強風把毛姆吹得雙腳離地,並讓他重重地撞向一座樓房。他笑得格格響。毛姆接着給了我一條建議,在所有能給予一個年輕作者的建議中,數這條最爲精彩:“在所有疑問句的結尾,都放個問號,效果會讓你喫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