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與沉默的大多數
梁文道公衆視野裏有兩個姓王的作家很紅，一個王朔，一個王小波。王朔還活着，而且到處上節目，接受媒體採訪，鬧出過很多風波，大家關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了十年，雖死猶生，依舊有很多人在懷念他。每當你看着那些懷念活動、紀念文章，難免困惑：誰是王小波？王小波是幹什麼的？他寫了什麼東西？留下了什麼影響？爲什麼他成了一個神話一個符號？這個符號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誰呢？
很多人說王小波是被炒作起來的，之前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發起了一個重走小波路的活動，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絲，從頭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經走過的路，這個活動被很多人認爲是“朝聖”，也有人乾脆說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後，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關注他、紀念他。他去世十週年的時候，《南方人物週刊》、《新世紀》等刊物都紛紛刊出封面專題，重整他的故事。此外，還有藝術家專門做了王小波的裸像，兩條腿叉開坐在地上，露出個生殖器，軟叭叭地搭拉下來。這個舉動被很多人認爲侮辱了王小波，但藝術家自己卻說他覺得這麼做纔是對王小波最真實、最坦白的致敬，因爲王小波寫東西就很坦白、很真實。
過去網上有一個“王小波門下走狗大聯盟”，其中一個人物叫歡樂宋，他接受雜誌訪問時暢談了爲什麼寧願當王小波的“門下走狗”。他一方面說自己不會崇拜王小波，不會把他當成神，另一方面又說自己愛好文學，覺得自己這一代無論如何都趕不上他。這不是把他當成神是什麼呢？
坦白講，我對王小波的感覺跟很多讀者不一樣，他們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獨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啓蒙者，包括我認識的一些評論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響非常大。但是無論我怎麼看他的東西，就是產生不了大家說的那種“感動”跟“觸碰”。後來才明白，因爲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陸朋友所處的語境有點不一樣，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說，影響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羅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經在看這些人的東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時並不會感到特別震撼，震撼往往來自於看到、聽到一些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這使得我往往以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熱”。
大家常說王小波是個自由主義者，這個觀點值得探討。首先，他放棄了大學裏相當穩定的職業機會而選擇當自由撰稿人，大家覺得這很可貴，這是自由。但是這樣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經存在了，現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經過幾十年之後，他這樣的自由在當時看起來非常特別罷了。而這種自由正是另一種不自由，因爲你必須在市場上販賣你的文章跟作品來維持生計，全世界有哪個地方的作家不是處於這樣所謂“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中呢？
其次，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說他有點像梵高：生前潦倒沒人認識，死後大家越來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神話。都說王小波特立獨行，這個好，那個好，文筆好到能夠拿諾貝爾獎等等。我認同王小波寫的東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懷疑那些不斷在讚頌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裏到底有多少真正看過他的作品？
他鼓勵大家特立獨行，要堅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維的樂趣，獨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經死了十年了，我們受到他多少影響？現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於自己去思考？敢於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裝作“敢於”的樣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態。要說誰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了，但是，爲什麼今天依然有那麼多人要她封嘴呢？這些人有沒有尊重過自由思考？如果我們斷定一個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說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說的東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經死去十年了，如今我們重新看他的作品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關懷跟現在有什麼差別，那時關心的問題到今天有哪些是我們依然要面對的。
《沉默的大多數》這本文集讓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點。書裏有篇文章講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批評的是十幾年前，越來越多大陸的節目主持人開始學港臺腔了。“當時港臺文化正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說起來香港和臺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文化。咱們這裏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文章認爲大家應該堅持說好京片子，從今天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語音歧視。比如我們說廣東話的人，有時候在香港會歧視一些廣東話說不好的人，總覺得他們說的不算正宗廣東話，甚至連廣州的廣東話也看不起，覺得很土，像這種語音歧視背後包含的是一種文化歧視，比如“港臺就是沒文化，只是有錢”，這樣的想法出現在王小波的作品裏是個敗筆，但即便如此，這本文集裏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來猶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們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歡搞論戰，一論戰就把人分類，王小波有時候被人撥到這邊來，有時又給歸到那邊去。我們看那些論戰，尤其是網上的論壇，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非常情緒化，動不動就要把人批判到死爲止。比如不滿意某個人寫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討論如何不滿意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擊的程度。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叫《論戰與道德》。十多年前，社會上轟轟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經很少發生了，但是王小波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出誰好誰壞。他說當年上演了一個電視劇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跟記者開了個研討會，會議記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明皇》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爲、道德水準等諸方面，甚至認爲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了，因爲怕我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爲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認爲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賴，但有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個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們用了太平天國楊秀清的口吻說，爲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現在給大家耍猴戲。”在王小波看來，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氣息。我覺得到今天似乎依舊如此，我們很喜歡在文化論戰的時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聖，佔據道德高地。這麼一來，凡是反對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書裏提到要小心民族主義的情緒，文章名爲《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與其說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義，倒不如說是警惕蠱惑宣傳。他認爲有人把民族主義用一種蠱惑宣傳的手法宣揚出來很有問題：“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面出現很多矛盾的時候，要解決現實問題是很難的，最簡單的辦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說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孽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可以達到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家們只能用這種方法給大衆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爲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整篇文章雖然看起來是在講納粹德國，但他在結尾處說道：“中國這個地方是個特別歡迎宣傳、蠱惑宣傳的地方，大家也特別容易中蠱惑宣傳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這是王小波十年前給大家的警告。
很多人說王小波是被炒作起來的，之前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發起了一個重走小波路的活動，找了一批王小波的粉絲，從頭到尾走了一遍王小波曾經走過的路，這個活動被很多人認爲是“朝聖”，也有人乾脆說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後，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關注他、紀念他。他去世十週年的時候，《南方人物週刊》、《新世紀》等刊物都紛紛刊出封面專題，重整他的故事。此外，還有藝術家專門做了王小波的裸像，兩條腿叉開坐在地上，露出個生殖器，軟叭叭地搭拉下來。這個舉動被很多人認爲侮辱了王小波，但藝術家自己卻說他覺得這麼做纔是對王小波最真實、最坦白的致敬，因爲王小波寫東西就很坦白、很真實。
過去網上有一個“王小波門下走狗大聯盟”，其中一個人物叫歡樂宋，他接受雜誌訪問時暢談了爲什麼寧願當王小波的“門下走狗”。他一方面說自己不會崇拜王小波，不會把他當成神，另一方面又說自己愛好文學，覺得自己這一代無論如何都趕不上他。這不是把他當成神是什麼呢？
坦白講，我對王小波的感覺跟很多讀者不一樣，他們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獨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啓蒙者，包括我認識的一些評論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響非常大。但是無論我怎麼看他的東西，就是產生不了大家說的那種“感動”跟“觸碰”。後來才明白，因爲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陸朋友所處的語境有點不一樣，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說，影響他最多的作家是福柯和羅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經在看這些人的東西了，所以再看王小波時並不會感到特別震撼，震撼往往來自於看到、聽到一些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這使得我往往以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熱”。
大家常說王小波是個自由主義者，這個觀點值得探討。首先，他放棄了大學裏相當穩定的職業機會而選擇當自由撰稿人，大家覺得這很可貴，這是自由。但是這樣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經存在了，現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經過幾十年之後，他這樣的自由在當時看起來非常特別罷了。而這種自由正是另一種不自由，因爲你必須在市場上販賣你的文章跟作品來維持生計，全世界有哪個地方的作家不是處於這樣所謂“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中呢？
其次，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說他有點像梵高：生前潦倒沒人認識，死後大家越來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神話。都說王小波特立獨行，這個好，那個好，文筆好到能夠拿諾貝爾獎等等。我認同王小波寫的東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懷疑那些不斷在讚頌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裏到底有多少真正看過他的作品？
他鼓勵大家特立獨行，要堅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維的樂趣，獨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經死了十年了，我們受到他多少影響？現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於自己去思考？敢於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裝作“敢於”的樣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態。要說誰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了，但是，爲什麼今天依然有那麼多人要她封嘴呢？這些人有沒有尊重過自由思考？如果我們斷定一個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說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說的東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經死去十年了，如今我們重新看他的作品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關懷跟現在有什麼差別，那時關心的問題到今天有哪些是我們依然要面對的。
《沉默的大多數》這本文集讓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點。書裏有篇文章講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批評的是十幾年前，越來越多大陸的節目主持人開始學港臺腔了。“當時港臺文化正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說起來香港和臺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文化。咱們這裏看上去沒啥，但人家還是仰慕的。”文章認爲大家應該堅持說好京片子，從今天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語音歧視。比如我們說廣東話的人，有時候在香港會歧視一些廣東話說不好的人，總覺得他們說的不算正宗廣東話，甚至連廣州的廣東話也看不起，覺得很土，像這種語音歧視背後包含的是一種文化歧視，比如“港臺就是沒文化，只是有錢”，這樣的想法出現在王小波的作品裏是個敗筆，但即便如此，這本文集裏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來猶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們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歡搞論戰，一論戰就把人分類，王小波有時候被人撥到這邊來，有時又給歸到那邊去。我們看那些論戰，尤其是網上的論壇，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非常情緒化，動不動就要把人批判到死爲止。比如不滿意某個人寫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討論如何不滿意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擊的程度。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叫《論戰與道德》。十多年前，社會上轟轟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經很少發生了，但是王小波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出誰好誰壞。他說當年上演了一個電視劇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跟記者開了個研討會，會議記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明皇》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爲、道德水準等諸方面，甚至認爲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產電視劇了，因爲怕我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了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爲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認爲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國產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賴，但有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個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們用了太平天國楊秀清的口吻說，爲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現在給大家耍猴戲。”在王小波看來，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氣息。我覺得到今天似乎依舊如此，我們很喜歡在文化論戰的時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聖，佔據道德高地。這麼一來，凡是反對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書裏提到要小心民族主義的情緒，文章名爲《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與其說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義，倒不如說是警惕蠱惑宣傳。他認爲有人把民族主義用一種蠱惑宣傳的手法宣揚出來很有問題：“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面出現很多矛盾的時候，要解決現實問題是很難的，最簡單的辦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說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孽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可以達到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家們只能用這種方法給大衆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爲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整篇文章雖然看起來是在講納粹德國，但他在結尾處說道：“中國這個地方是個特別歡迎宣傳、蠱惑宣傳的地方，大家也特別容易中蠱惑宣傳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這是王小波十年前給大家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