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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與沉默的大多數

梁文道
公眾視野裏有兩個姓王的作傢很紅,一個王朔,一個王小波。王朔還活著,而且到處上節目,接受媒體采訪,鬧齣過很多風波,大傢關注他很自然。但是王小波死瞭十年,雖死猶生,依舊有很多人在懷念他。每當你看著那些懷念活動、紀念文章,難免睏惑:誰是王小波?王小波是乾什麼的?他寫瞭什麼東西?留下瞭什麼影響?為什麼他成瞭一個神話一個符號?這個符號底下的王小波又是誰呢?

很多人說王小波是被炒作起來的,之前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發起瞭一個重走小波路的活動,找瞭一批王小波的粉絲,從頭到尾走瞭一遍王小波曾經走過的路,這個活動被很多人認為是“朝聖”,也有人乾脆說是“炒作”。王小波去世之後,每年都有很多人重新關注他、紀念他。他去世十周年的時候,《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紀》等刊物都紛紛刊齣封麵專題,重整他的故事。此外,還有藝術傢專門做瞭王小波的裸像,兩條腿叉開坐在地上,露齣個生殖器,軟叭叭地搭拉下來。這個舉動被很多人認為侮辱瞭王小波,但藝術傢自己卻說他覺得這麼做纔是對王小波最真實、最坦白的緻敬,因為王小波寫東西就很坦白、很真實。

過去網上有一個“王小波門下走狗大聯盟”,其中一個人物叫歡樂宋,他接受雜誌訪問時暢談瞭為什麼寜願當王小波的“門下走狗”。他一方麵說自己不會崇拜王小波,不會把他當成神,另一方麵又說自己愛好文學,覺得自己這一代無論如何都趕不上他。這不是把他當成神是什麼呢?

坦白講,我對王小波的感覺跟很多讀者不一樣,他們心目中的王小波特立獨行、非常自由,是一代啓濛者,包括我認識的一些評論界同行都坦承受他影響非常大。但是無論我怎麼看他的東西,就是産生不瞭大傢說的那種“感動”跟“觸碰”。後來纔明白,因為我生活在香港,跟大陸朋友所處的語境有點不一樣,感受自然不同。

王小波曾說,影響他最多的作傢是福柯和羅素,我在80年代末就已經在看這些人的東西瞭,所以再看王小波時並不會感到特彆震撼,震撼往往來自於看到、聽到一些以前從來不知道的事情。這使得我往往以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看王小波的作品跟“王小波熱”。

大傢常說王小波是個自由主義者,這個觀點值得探討。首先,他放棄瞭大學裏相當穩定的職業機會而選擇當自由撰稿人,大傢覺得這很可貴,這是自由。但是這樣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經存在瞭,現在也依然存在,隻是經過幾十年之後,他這樣的自由在當時看起來非常特彆罷瞭。而這種自由正是另一種不自由,因為你必須在市場上販賣你的文章跟作品來維持生計,全世界有哪個地方的作傢不是處於這樣所謂“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中呢?

其次,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傢,很多人說他有點像梵高:生前潦倒沒人認識,死後大傢越來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瞭一個神話。都說王小波特立獨行,這個好,那個好,文筆好到能夠拿諾貝爾奬等等。我認同王小波寫的東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懷疑那些不斷在贊頌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裏到底有多少真正看過他的作品?

他鼓勵大傢特立獨行,要堅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維的樂趣,獨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經死瞭十年瞭,我們受到他多少影響?現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於自己去思考?敢於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裝作“敢於”的樣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隻求思考的姿態。要說誰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遺孀李銀河教授瞭,但是,為什麼今天依然有那麼多人要她封嘴呢?這些人有沒有尊重過自由思考?如果我們斷定一個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說或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說的東西、做的事情是否另有道理?

王小波已經死去十年瞭,如今我們重新看他的作品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關懷跟現在有什麼差彆,那時關心的問題到今天有哪些是我們依然要麵對的。

《沉默的大多數》這本文集讓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點。書裏有篇文章講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批評的是十幾年前,越來越多大陸的節目主持人開始學港颱腔瞭。“當時港颱文化正侵入內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電視連續劇。說起來香港和颱灣的確是富裕,但沒文化。咱們這裏看上去沒啥,但人傢還是仰慕的。”文章認為大傢應該堅持說好京片子,從今天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語音歧視。比如我們說廣東話的人,有時候在香港會歧視一些廣東話說不好的人,總覺得他們說的不算正宗廣東話,甚至連廣州的廣東話也看不起,覺得很土,像這種語音歧視背後包含的是一種文化歧視,比如“港颱就是沒文化,隻是有錢”,這樣的想法齣現在王小波的作品裏是個敗筆,但即便如此,這本文集裏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來猶有新意。

最近十年,我們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歡搞論戰,一論戰就把人分類,王小波有時候被人撥到這邊來,有時又給歸到那邊去。我們看那些論戰,尤其是網上的論壇,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非常情緒化,動不動就要把人批判到死為止。比如不滿意某個人寫的文章,大傢完全可以去討論如何不滿意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擊的程度。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叫《論戰與道德》。十多年前,社會上轟轟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經很少發生瞭,但是王小波發現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還是要爭齣誰好誰壞。他說當年上演瞭一個電視劇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跟記者開瞭個研討會,會議記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我記得製片人的發言探討瞭反對《唐明皇》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為、道德水準等諸方麵,甚至認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國産電視劇瞭,因為怕我白發蒼蒼的老母親忽然知道自己生瞭個傻兒子而傷心——因為學習成績好,我媽一直認為我很聰明。去看電影,尤其國産電影,也有類似的危險。這種危險錶現在兩個方麵:看瞭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瞭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瞭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瞭奬,我看瞭以後也覺得不賴,但有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瞭——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某年春天,王小波在北方一個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們用瞭太平天國楊秀清的口吻說,為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傢的精神需求,我現在給大傢耍猴戲。”在王小波看來,這就是他那代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氣息。我覺得到今天似乎依舊如此,我們很喜歡在文化論戰的時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聖,占據道德高地。這麼一來,凡是反對你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

書裏提到要小心民族主義的情緒,文章名為《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與其說是要大傢警惕民族主義,倒不如說是警惕蠱惑宣傳。他認為有人把民族主義用一種蠱惑宣傳的手法宣揚齣來很有問題:“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上麵齣現很多矛盾的時候,要解決現實問題是很難的,最簡單的辦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傢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說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閤人們野蠻的孽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可以達到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傢們隻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傢,他們也是沒辦法。”整篇文章雖然看起來是在講納粹德國,但他在結尾處說道:“中國這個地方是個特彆歡迎宣傳、蠱惑宣傳的地方,大傢也特彆容易中蠱惑宣傳的毒,所以,大傢要好好小心。”這是王小波十年前給大傢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