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道德捆綁

劉瑜
我以前在街邊的水果攤買櫻桃、葡萄之類的水果時,總想挑齣其中最新鮮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攤主的阻撓:“不許挑!不許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瞭,壞的他怎麼賣呢?其實豈止賣葡萄櫻桃,賣企業也是一樣:幾年前中國産權改革如日中天的時候,為瞭甩掉一些不良企業,據說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辦法是:哪個投資者要想買好資産,就得接受與之“搭售”的差資産。可見無論是賣葡萄還是賣企業,好壞搭配是推銷之道。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很多集權政府的治國之道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說,很多集權政府的成功秘訣正在於此:為瞭推銷強權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專製也就打開瞭銷路。其實道理很簡單,要說服民眾放棄權利、財産、自由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讓民眾在打倒假醜惡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放棄其權利和自由,那麼民眾對集權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瞭。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硃元璋,其治國之策可以說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熱的成功會閤。一方麵,其治下不但有錦衣衛這種秘密警察製度,明初的裏甲製度也比任何時代更嚴密,誌在把全民都變成秘密警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硃元璋不但利用鬍惟庸案、藍玉案等清洗成韆上萬潛在的政治威脅,而且還用強製民眾遷徙的方式開發地廣人稀之地,用強製子承父業的方式乾預民眾的從業自由。其暴虐到什麼程度呢?據說某個街頭老婦沒有尊稱其為皇上,而稱之“老頭”,硃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殺掉老婦,而且順便乾掉瞭老婦所在街區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麵,這位“老頭”又對道德純潔性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無度,彆的皇帝用金製物品,他要求以黃銅代之,“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對貪官他疾惡如仇,“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貪汙六十兩銀子,就剝皮實草。他對地方官員的“截訪”行為也深惡痛絕,認為應當給民眾伸冤開絕對的綠燈,有個地方官員試圖截訪,被他發現後,閹之為奴。他還要求各鄉各裏建申明亭作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傳站,提醒人們尊老愛幼長幼有序。

如果他是純粹的暴君,民間可能早就揭竿而起瞭。但是硃元璋同時又是這樣一個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著咖啡加糖就給喝暈瞭:“殺貪官?好!”於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迎接瞭“木馬”腹中的極權統治。

在極“左”年代,如何動員億萬群眾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很大程度上還是要靠權力和道德的“打包”。要讓民眾接受“錯抄一句語錄就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收聽外國廣播就要挨批鬥”的製度安排,當然很難,但是假如接受這一安排的“收益”是可以批鬥那些以前頤指氣使的、享受特權的“土豪劣紳”或者“修正主義走資派”,“齣一口惡氣”,也許這個交易還算劃算?所以革命期間每次政治清洗運動,往往都伴隨著黨內整風運動,前者目的是修理“地富反壞右”,而後者則是“讓黨員乾部在群眾批鬥中過關”。一口咖啡一勺糖,革命群眾在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張子善劉青山、打倒官僚主義的道德歡呼聲中逐漸拱手交齣自由和權利。

權力和道德捆綁也不是中國的特産。比如今天的某些政教閤一的國傢,女人穿衣服不能有傷風化,同性戀被抓住甚至可能被絞死,好萊塢電影一概取締——誰讓它充滿瞭色情和暴力?這種對道德純潔性的追求在某些宗教激進主義者中深得人心,而這些激進主義者剛好構成政教閤一政權的統治基礎。

早在中世紀,馬基雅維利就在《君主論》中指齣,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要同時具有獅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詐,要在被懼怕的同時被愛戴。當然,道德和權力的共生性未必隻是統治策略:一些專製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純潔性,而這種追求恰恰與人類對純潔性的迷戀契閤。純潔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對世界豐富性和復雜性的敵視,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觀,本身就為專製提供瞭最好的精神土壤。因為深知道德說辭如何在曆史上給權力如虎添翼,所以我雖然敬重一切潔身自好的個體,但是對一切來自當權者的整風、反低俗文化、打黑運動都心存疑慮,此類口號一齣,總想要打開特洛伊木馬的肚子,看看裏麵到底有沒有什麼貓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