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大街64號
雷達最近，我到王府大街64號去過一趟。
這其實是老門牌，現在早不這麼叫了，這裏曾是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舊址，人稱“文聯大樓”，多年前也早改爲商務印書館的辦公地點。我去幹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驅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樓半的臺階，輕輕地推開那扇久違了的大門。門開的一瞬，我幾乎有點暈眩。我很害怕地窺探着，尋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麼小禮堂。但它好像還是禮堂的模樣，格局未變，新主人連起碼的裝修也沒搞，一股熟悉的陳舊的氣息撲面而來。大廳裏沒有人，很空曠，我甚至覺得很荒涼。驀地，我的耳畔響起了怒吼聲，咆哮聲，然後，是什麼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轟地一聲巨響。我趕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樓梯，衝出大門，直衝到繁華的大街上。大街平靜如故。車流和人流無知無覺地移動着，像無始無終的時間。但這並未減卻我的緊張，我的心還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麼了？我模糊意識到巨響聲屬於幻覺，且來自遙遠的時空，但我還是條件反射似地驚跳起來。我試着整理自己的思緒，好久才平靜下來，想起了與這座禮堂連帶的好多往事，還有那巨響聲的由來。
我是1965年分配來這裏的，那年我22歲。還在學校圖書館翻雜誌的時候，我就感到驚訝，爲什麼好多權威性的文藝刊物，像《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劇本》、《戲劇報》，還有《人民音樂》、《曲藝》、《民間文藝》等等，編輯部的地址一律標着“王府大街64號”？那個年代刊物寥寥，能將如此多的精華匯聚在一起，那該是何等堂皇而神祕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裏的人士，定然個個氣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從他們的手中發出啊。對一個僻處大西北，讀着中文系，做着作家夢的學子來說，真是心嚮往之，卻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麼也沒想到，我本人的畢業分配，報到地點竟就是這王府大街64號。
其實我最終並未真正分到這座大樓裏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屬的一個小協會——中國攝影學會。當時這裏作爲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大本營，並沒有聚齊所有的協會，像美協、攝協等都在外面，離得倒不遠。報到那天，我一瞥見這座大樓，覺得它那鋼青色的身軀在藍天襯托下，顯得格外高大神聖，心裏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聯人事處一個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報到證，馬上說，好啊好啊，這兩天攝影學會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兒去吧。我一個學中文的突然去搞攝影，心裏自然發緊。我急忙囁嚅着，我學的不是這個……語音未落，這位女同志便疾言厲色道，你怎麼可以不服從組織的分配吶？那時“組織”就是命令，何況那天我太像個鄉巴佬了。我覺得她高大的身軀有種威壓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運不到十分鐘就決定了。事後跟幾個同年來的大學生一聊，才知道把誰分配到那裏都是人事部門頭疼的事。滑頭一點的會扶扶眼鏡架，故作口喫地說，我高度近視，對不準焦距啊，要麼就勾着頭很木訥地說，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無可奈何，遂滑將過去。可惜我不具備這樣的智商。當時的我多麼沮喪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不到一年，“文革”爆發，大家全都捲進了無止無休的鬥爭。什麼創作啊，藝術啊，全都變成了罪惡的證據，從事這一行的人不再風度翩翩，而是個個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時間的早晚罷了。
當年，文聯小禮堂的地位驟然顯要起來。據說這裏曾叫文藝俱樂部，困難時期，政治空氣一度鬆動，此處也曾開茶座，唱評彈，吼川劇，辦舞會，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來，兩個批示先後下達，風聲越來越緊，小禮堂開不完的會，娛樂活動遂漸至絕跡。我幾乎每週都要來一二次，不是聽周揚的傳達，就是聽林默涵的檢查，講的人皆一臉晦氣，聽的人則忐忑不安，好像都預感到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間，風暴突起，勢如狂飈，紅衛兵洪流衝向每個角落，所向披靡，這座禮堂自然被率先舉上了浪尖，完全變成一個大斗技場了。說來不信，那時小禮堂內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報鋪天蓋地，很像現今的廟會、博覽會、商品交易會，敞開大門迎接四海串聯客。大中小型批鬥會不斷，就像廟會里同時上演着好幾臺節目一樣。這兒在鬥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貝滿女中，就是附近的燈市口某中學，“小將”們鬥起來格外起勁，抓住她回答問題時用了“報館”這個舊詞，大罵其反動。那兒在鬥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頭，不知什麼話激怒了“小將”，被連推帶搡，從樓梯滾了下來，摔傷了。“小將”們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滿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見到本人，且可隨時拎來觀摩、批鬥，不是很刺激的事兒嗎。
多年後我還清晰地記得，一天，一彪身着綠軍裝，腰扎寬皮帶，臂佩紅袖標的男女“小將”闖了進來，圍住幾個“黑幫分子”批鬥，喝令他們“自報家門”：報名字、頭銜、出身、罪行。有一老戲劇家，高舉罪牌，在報出自己的資本家出身後，決不停頓，緊接着大聲補充說“我老婆是貧農！”。當時誰也沒料到他會這麼“不老實”，全愣住了。我想，這若干秒的靜場是有潛臺詞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貧農出身，你們鬥我就有鬥“貧農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紅衛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誰問你老婆了！”我想這女孩兒一定在家嬌縱慣了，平時就沒大沒小的，不然反應不會如此之敏捷。現在，這位老前輩已經謝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衛，製造了一個冷幽默，至今想來令人苦笑。卻也有膽子極大的人，當時或稍後，有位女同志貼出了爲她的“黑幫丈夫”辯護的小字報，她採用的邏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紅小鬼”說起，說得全是最革命的話，弄得造反派一時很窘，雖極惱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話反駁，只好大罵其囂張，或唸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類。多年過去了，想起她作爲一個女性，敢在那黑雲蓋頂的時候挺身而出，我還是佩服的。有時，柔弱的恰恰是剛強的。
出沒在這裏的“牛鬼蛇神”的名單確實太壯觀了：除了周揚，林默涵，劉白羽等，人在外單位，不時可提來批鬥外，像田漢，陽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賀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陳白塵，張天翼，嚴文井，侯金鏡，吳曉邦，呂驥，李煥之，馮牧，葛洛，韓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鈍，張雷等等，都是本樓的人。那無異身在囹圄，插翅難飛。每個喧囂的白天結束後，他們纔會有片刻喘息，洗去滿臉污垢，但關在地下室的他們，又有幾人能夠安眠？
我回憶着自己當時的感覺，22歲的我，作爲一個酷愛文學的外省青年，能見到這麼多仰望既久的文壇大家，私心以爲是一種幸運，可是，見面在如此不堪的場合，親眼看他們一個個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種珍貴的瓷器被一排排擊碎了的感覺。
那時受難的決不限於所謂“黑幫分子”，有些被認爲最無瑕疵的人，也會在一個早晨厄運突降。《文藝報》的朱某，剛畢業的大學生，戴一副黑邊眼鏡，挺文氣的，聽說還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這麼好的單位，我真羨慕，覺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還目送他鎖了自行車走進大樓，視線要能拐彎，還會一直目送下去。那時他正忙於“造反”，不料有人祕密舉報，說他在“毛選”上搞“眉批”。這太駭人聽聞了，用當時的話說，叫狗膽包天。而事實是，他學毛著時愛在空白處寫點感想，大約有幾句話露出了商榷的架勢。他搞“反動批註”的問題被迅速報到公安局，說是馬上要逮捕，其實公安局也不怎麼想受理，因爲太多了，逮捕不過來。於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說要上廁所，進去不再出來，待衝進去一看，手錶擱在窗臺上，人不見了。與此同時，正喫午飯的人覺得窗外有個大鳥樣的東西從天上掉下來，發出巨響。大家忙出去看，見他趴在地上掙扎，還在找眼鏡呢。看他疼得滿地打滾，有人說“活該，反革命”，也有人主張急送醫院。到了醫院卻無人敢治療，因爲他是“畏罪自殺”者。不一會兒，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葉，着地無聲。
還有一場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慄。那是批判中國文聯副主席劉芝明。劉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靜聽批判，突然，會場外衝進一人，這人的名字和模樣都不記得了，只見他手拿兩樣東西：一張報紙，一雙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機密似的威風凜凜。他徑直衝到麥克風前高聲宣佈：現已發現，劉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膽敢用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場幾乎大亂，口號聲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鍋。只見這人二話不說，衝到劉的面前，掄起鞋底，照着頭和臉左右開弓，嘭嘭嘭的拍擊聲響了很久。我不忍看，卻沒法不聽。至今我還聽到這嘭嘭的擊打聲，好像就在昨天。有時我會好奇地想：不知那個打人者現在在做什麼，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爺爺一樣正在含飴弄孫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號了嗎？好像呼過，不，一定呼過。
最難忘的還是批田漢，這位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先驅，戲劇界的泰斗。揭發人好像是田漢身邊的什麼人，他那冷酷、嘶啞的聲調和閃動在鏡片後面刀子一樣銳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潰成一攤泥。他一條一條地揭發着田漢怎樣毒害青年，怎樣刻骨反動，就像一層一層地剝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訴漸近高潮，臺下羣情激昂，有人忽然奮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許因問題提得突然，先靜場一息，繼而“跪下”聲就連成了一片。但田漢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頭，他還是硬挺着脖頸不跪。人們惱了，吼聲暴起，聲震四壁。繼而，全場靜寂如死，似有所待。只聽見“咚”的一聲，田漢終於自動跪下了！跪得很突然，聲音很響，像一座大廈，甚至一座山樣轟然倒塌，真是驚心動魄。這一聲震碎了我年輕的心靈。這一聲從此永遠烙刻在我的記憶中了。
是的，田漢跪下了，這個當年鼓動我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的人跪下了，這位國歌——半個世紀來響徹在祖國天空的莊嚴歌聲的詞作者跪下了，這個佔了現代文學史一個長長的章節，作爲一個時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給誰下跪呢？也許直到很久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他跪下的一瞬，時間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沒了光亮，愚昧壓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難道僅僅是田漢一個人嗎，不，受凌辱的還有讓他下跪的人，還有我們自己的歷史啊。
現在的我，也就是已經五十多歲，白髮悄悄爬上鬢角的我，佇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門牌王府大街64號，這長方形的青磚砌成的大樓。真是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據說50年代末大樓新建成時，雖因經費壓縮，減了規模，它卻仍不失爲一幢恢弘的建築，可是現在，它已被暴風雨褪去了鋼青色，顯得灰白，像一頭青絲轉眼間白髮叢生一樣。它雜在今天高樓大廈的羣落間，無論色調還是建築風格，都顯得那麼老氣橫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視覺裏，它漸漸幻化成一隻陷身狂濤巨瀾中的孤舟，不斷地被拋起，又不斷地被擲下。現在的作家協會和文聯早搬到新樓了，於是，這王府大街64號也就只能作爲歷史陳跡碇泊在這兒了。如果把它看作一個特定時段中國文藝界的象徵，也許是恰當的。它肯定具有研究價值。對於它的歷史反思，它在中國文藝史上的功過，早晚該有人會做的罷。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並未完全解開，我不是想追問哪一個具體的人或者哪一件具體的事，我想追問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的精神祕密。憶當年，“小將”們的頑橫固然可憎，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經歷了漫長的精神磨礪，有的雖只知反覆陳述知青生活的苦難，卻也很有些人敢於反思這一段變態的人生，可我們知識者、幹部或被稱爲文藝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諱再提起這些事；而許多事恐非一個“迷信”和“衝動”可以了結。不是說“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嗎，爲什麼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親熱的擁抱，轉眼間就鐵青了臉，瞪着敵視甚至嗜血的眼光，半點同情心也沒有了”？爲什麼人會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爲什麼在中國最高的文藝殿堂，上演着這般冷酷的“戲”？這暴力傾向是原先就潛伏着，存在着的，還是一時的迷狂所致？誠然，鬥人者當時往往真誠地認爲被鬥者是有罪的，被鬥者也往往認爲自己確也是有罪的，但當雨過天晴之後，我們是否就理應認爲錯誤全在歷史，自己什麼錯也沒犯過呢？對那些打人者、舉報者來說，也是絕對真誠的嗎？還是出於恐懼，出於泄忿，出於利益，甚或出於以折磨別人、咀嚼別人的痛苦爲樂的陰暗心理？我並不膺服那句人人盡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話，此刻它竟浮了上來。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沒有大堆的乾柴是怎麼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過，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復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亂、驚恐、叵測的神色，而換上了健康、緊張、專注、急躁的臉色。人們似乎都盯着一個很實在的單一目標奔走，腳步匆匆。“人對人”粗暴侵犯的時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總不會是個“人對物”狂熱佔有的時代吧？
一場大噩夢隨着那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了，但那時代的精神因此也永遠地消失了嗎？我從外電或零星報道中看到，不是沒有人懷戀“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從眼下層出不窮的貪污犯看出，他們搶掠金錢的瘋狂決不亞於“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權利的瘋狂。我不禁爲之悵然：昨天與今天之間真的已隔着鴻溝？昨天的人心與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進步真的可以代替內在的文化的進步？某日，我偶然翻讀加繆的《鼠疫》，裏面竟有這樣的話：裏厄傾聽着城中震天的歡呼聲，心中卻沉思着，威脅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興高采烈的人羣卻看不到。鼠疫桿菌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俱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窯、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潛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號這座老樓，心想，有些東西是應該遺忘的，有些東西卻不能遺忘，永遠不能。
這其實是老門牌，現在早不這麼叫了，這裏曾是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舊址，人稱“文聯大樓”，多年前也早改爲商務印書館的辦公地點。我去幹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驅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樓半的臺階，輕輕地推開那扇久違了的大門。門開的一瞬，我幾乎有點暈眩。我很害怕地窺探着，尋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麼小禮堂。但它好像還是禮堂的模樣，格局未變，新主人連起碼的裝修也沒搞，一股熟悉的陳舊的氣息撲面而來。大廳裏沒有人，很空曠，我甚至覺得很荒涼。驀地，我的耳畔響起了怒吼聲，咆哮聲，然後，是什麼東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轟地一聲巨響。我趕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樓梯，衝出大門，直衝到繁華的大街上。大街平靜如故。車流和人流無知無覺地移動着，像無始無終的時間。但這並未減卻我的緊張，我的心還在卜卜地跳。
到底怎麼了？我模糊意識到巨響聲屬於幻覺，且來自遙遠的時空，但我還是條件反射似地驚跳起來。我試着整理自己的思緒，好久才平靜下來，想起了與這座禮堂連帶的好多往事，還有那巨響聲的由來。
我是1965年分配來這裏的，那年我22歲。還在學校圖書館翻雜誌的時候，我就感到驚訝，爲什麼好多權威性的文藝刊物，像《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劇本》、《戲劇報》，還有《人民音樂》、《曲藝》、《民間文藝》等等，編輯部的地址一律標着“王府大街64號”？那個年代刊物寥寥，能將如此多的精華匯聚在一起，那該是何等堂皇而神祕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裏的人士，定然個個氣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從他們的手中發出啊。對一個僻處大西北，讀着中文系，做着作家夢的學子來說，真是心嚮往之，卻又仰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麼也沒想到，我本人的畢業分配，報到地點竟就是這王府大街64號。
其實我最終並未真正分到這座大樓裏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屬的一個小協會——中國攝影學會。當時這裏作爲中國作協和全國文聯的大本營，並沒有聚齊所有的協會，像美協、攝協等都在外面，離得倒不遠。報到那天，我一瞥見這座大樓，覺得它那鋼青色的身軀在藍天襯托下，顯得格外高大神聖，心裏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聯人事處一個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報到證，馬上說，好啊好啊，這兩天攝影學會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兒去吧。我一個學中文的突然去搞攝影，心裏自然發緊。我急忙囁嚅着，我學的不是這個……語音未落，這位女同志便疾言厲色道，你怎麼可以不服從組織的分配吶？那時“組織”就是命令，何況那天我太像個鄉巴佬了。我覺得她高大的身軀有種威壓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運不到十分鐘就決定了。事後跟幾個同年來的大學生一聊，才知道把誰分配到那裏都是人事部門頭疼的事。滑頭一點的會扶扶眼鏡架，故作口喫地說，我高度近視，對不準焦距啊，要麼就勾着頭很木訥地說，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無可奈何，遂滑將過去。可惜我不具備這樣的智商。當時的我多麼沮喪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不到一年，“文革”爆發，大家全都捲進了無止無休的鬥爭。什麼創作啊，藝術啊，全都變成了罪惡的證據，從事這一行的人不再風度翩翩，而是個個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時間的早晚罷了。
當年，文聯小禮堂的地位驟然顯要起來。據說這裏曾叫文藝俱樂部，困難時期，政治空氣一度鬆動，此處也曾開茶座，唱評彈，吼川劇，辦舞會，笙歌不息。但自1965年以來，兩個批示先後下達，風聲越來越緊，小禮堂開不完的會，娛樂活動遂漸至絕跡。我幾乎每週都要來一二次，不是聽周揚的傳達，就是聽林默涵的檢查，講的人皆一臉晦氣，聽的人則忐忑不安，好像都預感到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果然，到了1966年七八月間，風暴突起，勢如狂飈，紅衛兵洪流衝向每個角落，所向披靡，這座禮堂自然被率先舉上了浪尖，完全變成一個大斗技場了。說來不信，那時小禮堂內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報鋪天蓋地，很像現今的廟會、博覽會、商品交易會，敞開大門迎接四海串聯客。大中小型批鬥會不斷，就像廟會里同時上演着好幾臺節目一樣。這兒在鬥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貝滿女中，就是附近的燈市口某中學，“小將”們鬥起來格外起勁，抓住她回答問題時用了“報館”這個舊詞，大罵其反動。那兒在鬥舞蹈家盛婕，已被剃光了頭，不知什麼話激怒了“小將”，被連推帶搡，從樓梯滾了下來，摔傷了。“小將”們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滿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語文課本上見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見到本人，且可隨時拎來觀摩、批鬥，不是很刺激的事兒嗎。
多年後我還清晰地記得，一天，一彪身着綠軍裝，腰扎寬皮帶，臂佩紅袖標的男女“小將”闖了進來，圍住幾個“黑幫分子”批鬥，喝令他們“自報家門”：報名字、頭銜、出身、罪行。有一老戲劇家，高舉罪牌，在報出自己的資本家出身後，決不停頓，緊接着大聲補充說“我老婆是貧農！”。當時誰也沒料到他會這麼“不老實”，全愣住了。我想，這若干秒的靜場是有潛臺詞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貧農出身，你們鬥我就有鬥“貧農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紅衛兵立即喝斥道：“混蛋，誰問你老婆了！”我想這女孩兒一定在家嬌縱慣了，平時就沒大沒小的，不然反應不會如此之敏捷。現在，這位老前輩已經謝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衛，製造了一個冷幽默，至今想來令人苦笑。卻也有膽子極大的人，當時或稍後，有位女同志貼出了爲她的“黑幫丈夫”辯護的小字報，她採用的邏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從“紅小鬼”說起，說得全是最革命的話，弄得造反派一時很窘，雖極惱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話反駁，只好大罵其囂張，或唸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類。多年過去了，想起她作爲一個女性，敢在那黑雲蓋頂的時候挺身而出，我還是佩服的。有時，柔弱的恰恰是剛強的。
出沒在這裏的“牛鬼蛇神”的名單確實太壯觀了：除了周揚，林默涵，劉白羽等，人在外單位，不時可提來批鬥外，像田漢，陽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賀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陳白塵，張天翼，嚴文井，侯金鏡，吳曉邦，呂驥，李煥之，馮牧，葛洛，韓北屏，戴不凡，屠岸，陶鈍，張雷等等，都是本樓的人。那無異身在囹圄，插翅難飛。每個喧囂的白天結束後，他們纔會有片刻喘息，洗去滿臉污垢，但關在地下室的他們，又有幾人能夠安眠？
我回憶着自己當時的感覺，22歲的我，作爲一個酷愛文學的外省青年，能見到這麼多仰望既久的文壇大家，私心以爲是一種幸運，可是，見面在如此不堪的場合，親眼看他們一個個如囚徒般狼籍，又有種珍貴的瓷器被一排排擊碎了的感覺。
那時受難的決不限於所謂“黑幫分子”，有些被認爲最無瑕疵的人，也會在一個早晨厄運突降。《文藝報》的朱某，剛畢業的大學生，戴一副黑邊眼鏡，挺文氣的，聽說還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這麼好的單位，我真羨慕，覺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還目送他鎖了自行車走進大樓，視線要能拐彎，還會一直目送下去。那時他正忙於“造反”，不料有人祕密舉報，說他在“毛選”上搞“眉批”。這太駭人聽聞了，用當時的話說，叫狗膽包天。而事實是，他學毛著時愛在空白處寫點感想，大約有幾句話露出了商榷的架勢。他搞“反動批註”的問題被迅速報到公安局，說是馬上要逮捕，其實公安局也不怎麼想受理，因爲太多了，逮捕不過來。於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說要上廁所，進去不再出來，待衝進去一看，手錶擱在窗臺上，人不見了。與此同時，正喫午飯的人覺得窗外有個大鳥樣的東西從天上掉下來，發出巨響。大家忙出去看，見他趴在地上掙扎，還在找眼鏡呢。看他疼得滿地打滾，有人說“活該，反革命”，也有人主張急送醫院。到了醫院卻無人敢治療，因爲他是“畏罪自殺”者。不一會兒，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葉，着地無聲。
還有一場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慄。那是批判中國文聯副主席劉芝明。劉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靜聽批判，突然，會場外衝進一人，這人的名字和模樣都不記得了，只見他手拿兩樣東西：一張報紙，一雙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機密似的威風凜凜。他徑直衝到麥克風前高聲宣佈：現已發現，劉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膽敢用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場幾乎大亂，口號聲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鍋。只見這人二話不說，衝到劉的面前，掄起鞋底，照着頭和臉左右開弓，嘭嘭嘭的拍擊聲響了很久。我不忍看，卻沒法不聽。至今我還聽到這嘭嘭的擊打聲，好像就在昨天。有時我會好奇地想：不知那個打人者現在在做什麼，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爺爺一樣正在含飴弄孫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號了嗎？好像呼過，不，一定呼過。
最難忘的還是批田漢，這位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先驅，戲劇界的泰斗。揭發人好像是田漢身邊的什麼人，他那冷酷、嘶啞的聲調和閃動在鏡片後面刀子一樣銳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潰成一攤泥。他一條一條地揭發着田漢怎樣毒害青年，怎樣刻骨反動，就像一層一層地剝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訴漸近高潮，臺下羣情激昂，有人忽然奮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許因問題提得突然，先靜場一息，繼而“跪下”聲就連成了一片。但田漢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頭，他還是硬挺着脖頸不跪。人們惱了，吼聲暴起，聲震四壁。繼而，全場靜寂如死，似有所待。只聽見“咚”的一聲，田漢終於自動跪下了！跪得很突然，聲音很響，像一座大廈，甚至一座山樣轟然倒塌，真是驚心動魄。這一聲震碎了我年輕的心靈。這一聲從此永遠烙刻在我的記憶中了。
是的，田漢跪下了，這個當年鼓動我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的人跪下了，這位國歌——半個世紀來響徹在祖國天空的莊嚴歌聲的詞作者跪下了，這個佔了現代文學史一個長長的章節，作爲一個時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給誰下跪呢？也許直到很久以後我們才意識到，他跪下的一瞬，時間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沒了光亮，愚昧壓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難道僅僅是田漢一個人嗎，不，受凌辱的還有讓他下跪的人，還有我們自己的歷史啊。
現在的我，也就是已經五十多歲，白髮悄悄爬上鬢角的我，佇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門牌王府大街64號，這長方形的青磚砌成的大樓。真是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據說50年代末大樓新建成時，雖因經費壓縮，減了規模，它卻仍不失爲一幢恢弘的建築，可是現在，它已被暴風雨褪去了鋼青色，顯得灰白，像一頭青絲轉眼間白髮叢生一樣。它雜在今天高樓大廈的羣落間，無論色調還是建築風格，都顯得那麼老氣橫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視覺裏，它漸漸幻化成一隻陷身狂濤巨瀾中的孤舟，不斷地被拋起，又不斷地被擲下。現在的作家協會和文聯早搬到新樓了，於是，這王府大街64號也就只能作爲歷史陳跡碇泊在這兒了。如果把它看作一個特定時段中國文藝界的象徵，也許是恰當的。它肯定具有研究價值。對於它的歷史反思，它在中國文藝史上的功過，早晚該有人會做的罷。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並未完全解開，我不是想追問哪一個具體的人或者哪一件具體的事，我想追問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的精神祕密。憶當年，“小將”們的頑橫固然可憎，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經歷了漫長的精神磨礪，有的雖只知反覆陳述知青生活的苦難，卻也很有些人敢於反思這一段變態的人生，可我們知識者、幹部或被稱爲文藝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諱再提起這些事；而許多事恐非一個“迷信”和“衝動”可以了結。不是說“側隱之心，人皆有之”嗎，爲什麼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親熱的擁抱，轉眼間就鐵青了臉，瞪着敵視甚至嗜血的眼光，半點同情心也沒有了”？爲什麼人會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爲什麼在中國最高的文藝殿堂，上演着這般冷酷的“戲”？這暴力傾向是原先就潛伏着，存在着的，還是一時的迷狂所致？誠然，鬥人者當時往往真誠地認爲被鬥者是有罪的，被鬥者也往往認爲自己確也是有罪的，但當雨過天晴之後，我們是否就理應認爲錯誤全在歷史，自己什麼錯也沒犯過呢？對那些打人者、舉報者來說，也是絕對真誠的嗎？還是出於恐懼，出於泄忿，出於利益，甚或出於以折磨別人、咀嚼別人的痛苦爲樂的陰暗心理？我並不膺服那句人人盡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話，此刻它竟浮了上來。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沒有大堆的乾柴是怎麼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過，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復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亂、驚恐、叵測的神色，而換上了健康、緊張、專注、急躁的臉色。人們似乎都盯着一個很實在的單一目標奔走，腳步匆匆。“人對人”粗暴侵犯的時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總不會是個“人對物”狂熱佔有的時代吧？
一場大噩夢隨着那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了，但那時代的精神因此也永遠地消失了嗎？我從外電或零星報道中看到，不是沒有人懷戀“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從眼下層出不窮的貪污犯看出，他們搶掠金錢的瘋狂決不亞於“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權利的瘋狂。我不禁爲之悵然：昨天與今天之間真的已隔着鴻溝？昨天的人心與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進步真的可以代替內在的文化的進步？某日，我偶然翻讀加繆的《鼠疫》，裏面竟有這樣的話：裏厄傾聽着城中震天的歡呼聲，心中卻沉思着，威脅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興高采烈的人羣卻看不到。鼠疫桿菌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傢俱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窯、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潛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號這座老樓，心想，有些東西是應該遺忘的，有些東西卻不能遺忘，永遠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