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經典
許知遠1990年的某一天，《紐約》雜誌電影專欄作家大衛·丹比突然意識到自己成爲一個只讀新聞、時事書籍以及各種雜文的人了。他對此有點氣憤，他開始懷疑他的行爲是否離生命的本來意義越來越遙遠。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裏，他回到了60年代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重新研讀了在西方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經典著作。從最早的荷馬史詩到亞里士多德，再到盧梭、尼采乃至現代的西蒙·波伏娃和伍爾芙。這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核心課程”，“它顯示了校方對於西方傳統的極度推崇，它的目的再明確不過了——不管這些18歲的學生以後幹什麼，做什麼工作，他們都不該沒有這一傳統的築防。這些書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麼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麼的書。他們應該成爲每個人教養的一部分”。
48歲的大衛·丹比用“激動人心”來形容這一年的經歷，並把這一年的讀書心得匯成了一本《偉大的書——我與西方不朽作家的歷險記》。這個已經定型的中年男人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某種生命的意義，這種意義來源於那些偉大的傳統。他在幾千年以來，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心靈之間漫步，並試圖尋找人生最本質問題的答案。
大衛·丹比的經驗，讓我在晚間的自習教室裏坐立不安，有多少次，我覺得自己似乎被拉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和那些遙遠的人進行某種神祕而深刻的溝通。甚至感覺到自己被脫得精光，赤裸裸地呈現在某些基本卻偉大的信念面前。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作爲人類，我們肯定存在一種普遍的情感，它觸及我靈魂深處的某種需求。
這種需求在日益喧囂的今天非常突出。像大多數學生一樣，閱讀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我們總怕錯過什麼，於是不停地和那些流行的、有用的文字打交道。我希望自己的頭腦充實，可以去面對各種挑戰，可以獲得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在這種繁忙幾乎是慣性的追逐中，卻疏遠了自己的心靈。對於未來，對於自己的生活，我會覺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個時刻，對自己活着的意義產生嚴重的質疑。我想，這一切似乎與我缺乏這方面的教育有關。從小學到中學，我忙於如何成爲一個大學生。而進了大學，我又在忙着應付各種課程，或者讓自己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才。我的課程裏缺乏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我們的人生意義先是被強行地與空洞的目的聯繫在一起，當這種大而空的話變成一種誰都明瞭的滑稽之後，我們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學教育中，我們的靈魂是被忽視的，大學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直率的何清漣曾說，高等教育已經淪爲一種技術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針對就業開展的訓練。它根本忽視了綜合教育，尤其是忽視了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意味着什麼，斯坦福大學校長有着極美妙的闡述：“人文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賦予社會、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義。”
如何獲得我們這種最深刻的需要呢？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斯欽是一位以此著名的教育家。這位雄心勃勃的大學校長目睹了20世紀30年代，衆多美國大學開設五花八門以適應社會需求的課程而氣憤不已。他認爲教育不應該去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而是要努力尋找一種永恆的價值觀念。因此，從1929年起，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推行名著教育計劃。並在1952年，編著了《西方名著叢書》，收錄了從荷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經典著作，被譽爲“人類心靈的一大成就”。赫斯欽固執地認爲，大學課程之間，應當有一種基本觀念的共同基礎。學生應該學習那些具有永恆精神的西方偉大著作，它們代表了人類的理智精神，是人類的最高遺產。赫斯欽曾說：“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世界裏任何偉大的書的人怎能稱得上是受過教育的呢？”
儘管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但是在現代科技的高速壓力下，永恆主義教育還是遭到了挫敗。克拉克·克爾在1963年的名著《大學的功用》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學教育的這種“自以爲是”，他極力倡導大學應該成爲新科技的服務中心。但是，經過混亂的60年的洗刷，這種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迅速暴露出了它的弊病。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轟動一時的著作《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大聲地質疑當代美國學院中的各種流行思潮，他認爲若要擺脫當代混亂的思想狀態，必須回到源頭，讓學生重新閱讀從蘇格拉底到盧梭等人的著作，他們必須從中尋找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他帶有明顯的情感色彩寫道：“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爲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於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
中國學者吳宓也同樣堅信這一點，他在30年代的清華大學開設了一門課《文學與人生》。他對自己課程的目的是：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更是一種嚴肅的精神活動。他試圖用他那些人類歷史上的永恆的經典著作來滋潤學生的心靈。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爲，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爲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他注重“作家對於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吳宓在當時的新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堅信“治學的目的在於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學者不只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
吳宓的努力在今天看來已經成了千古絕唱。沒有哪個大學會有這樣的耐心來傳授這樣見效緩慢的課程。更重要的是，沒有哪個大學的學生會願意接受這樣的教育，他們必須匆忙地應付各種接踵而來的文化快餐的訓練。在1998年《南方日報》於廣州的數家著名高校進行讀書調查，調查的範圍，包括廣州的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共發放了1000份問卷，回收了819份，其中男女生比例各半，91%的受訪對象是本科生，其餘是研究生和專科生。50%的被訪者在“你讀得最多的書”這欄中，填的是“教材”。44%的被訪者最愛讀的是文學作品，而69%的被訪者在最不愛讀的著作中回答的是哲學。對文學的普遍熱愛，令95%的人在“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中，填的都是文學作品。的學生，也是比例最大的一羣，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書是《平凡的世界》，11%的學生認爲是《紅樓夢》。
而這兩本書，我想對於大部分選擇來講，只是因爲他們容易找到，而非真正喜歡。而這兩本書的選擇更暴露了他們狹窄的閱讀取向。由於整個社會功利性的需求，使得大學摒棄了基本的內在需求，而去努力尋找一種外在的證明，他們可能會沉湎於一個漂亮的TOEFL成績或者一張駕照，而不願去讀一本古希臘的哲學。在過於追求實用的同時，他們也讓自己喪失了人的很多特性，他們缺乏精神上的浸染，更缺乏足夠的趣味性。我常爲這些受過幾十年教育的人臉紅，他們在人格上呈現出巨大的蒼白，他們缺乏縱深的歷史感，也沒有對人類豐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他們侷限在一種膚淺的生存狀態。他們作爲人的存在是缺乏血肉和靈魂的。
除了閱讀經典，我們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補救辦法。既然魯迅已經說過了“儘量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那麼我們或許真的應該認真地拾人牙慧，認真地閱讀那些影響生命的西方的大書。而余英時教授則建議補上一些中國的傳統名著如《莊子》等。不管怎麼樣，作爲一所大學，她必須終止不停地製造快餐與垃圾的短視行爲，而作爲一個試圖擁有健全人格的學生，你必須瞭解生命的豐富比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更重要。
48歲的大衛·丹比用“激動人心”來形容這一年的經歷，並把這一年的讀書心得匯成了一本《偉大的書——我與西方不朽作家的歷險記》。這個已經定型的中年男人似乎又重新找到了某種生命的意義，這種意義來源於那些偉大的傳統。他在幾千年以來，西方世界最偉大的心靈之間漫步，並試圖尋找人生最本質問題的答案。
大衛·丹比的經驗，讓我在晚間的自習教室裏坐立不安，有多少次，我覺得自己似乎被拉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和那些遙遠的人進行某種神祕而深刻的溝通。甚至感覺到自己被脫得精光，赤裸裸地呈現在某些基本卻偉大的信念面前。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作爲人類，我們肯定存在一種普遍的情感，它觸及我靈魂深處的某種需求。
這種需求在日益喧囂的今天非常突出。像大多數學生一樣，閱讀是我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我們總怕錯過什麼，於是不停地和那些流行的、有用的文字打交道。我希望自己的頭腦充實，可以去面對各種挑戰，可以獲得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在這種繁忙幾乎是慣性的追逐中，卻疏遠了自己的心靈。對於未來，對於自己的生活，我會覺得迷惘，或者突然在某一個時刻，對自己活着的意義產生嚴重的質疑。我想，這一切似乎與我缺乏這方面的教育有關。從小學到中學，我忙於如何成爲一個大學生。而進了大學，我又在忙着應付各種課程，或者讓自己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才。我的課程裏缺乏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我們的人生意義先是被強行地與空洞的目的聯繫在一起，當這種大而空的話變成一種誰都明瞭的滑稽之後，我們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學教育中，我們的靈魂是被忽視的，大學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直率的何清漣曾說，高等教育已經淪爲一種技術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針對就業開展的訓練。它根本忽視了綜合教育，尤其是忽視了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意味着什麼，斯坦福大學校長有着極美妙的闡述：“人文科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需要，它賦予社會、世界以方向、目的和意義。”
如何獲得我們這種最深刻的需要呢？前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斯欽是一位以此著名的教育家。這位雄心勃勃的大學校長目睹了20世紀30年代，衆多美國大學開設五花八門以適應社會需求的課程而氣憤不已。他認爲教育不應該去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而是要努力尋找一種永恆的價值觀念。因此，從1929年起，他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推行名著教育計劃。並在1952年，編著了《西方名著叢書》，收錄了從荷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經典著作，被譽爲“人類心靈的一大成就”。赫斯欽固執地認爲，大學課程之間，應當有一種基本觀念的共同基礎。學生應該學習那些具有永恆精神的西方偉大著作，它們代表了人類的理智精神，是人類的最高遺產。赫斯欽曾說：“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世界裏任何偉大的書的人怎能稱得上是受過教育的呢？”
儘管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但是在現代科技的高速壓力下，永恆主義教育還是遭到了挫敗。克拉克·克爾在1963年的名著《大學的功用》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大學教育的這種“自以爲是”，他極力倡導大學應該成爲新科技的服務中心。但是，經過混亂的60年的洗刷，這種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迅速暴露出了它的弊病。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在轟動一時的著作《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大聲地質疑當代美國學院中的各種流行思潮，他認爲若要擺脫當代混亂的思想狀態，必須回到源頭，讓學生重新閱讀從蘇格拉底到盧梭等人的著作，他們必須從中尋找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所在。他帶有明顯的情感色彩寫道：“在人們重溫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時，他們將比其他任何時候生活得更加充實，更加美滿，因爲閱讀經典將使人置身於無限蘊藏的本質之中。”
中國學者吳宓也同樣堅信這一點，他在30年代的清華大學開設了一門課《文學與人生》。他對自己課程的目的是：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更是一種嚴肅的精神活動。他試圖用他那些人類歷史上的永恆的經典著作來滋潤學生的心靈。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爲，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爲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他注重“作家對於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吳宓在當時的新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堅信“治學的目的在於自身精神的完善，好的學者不只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
吳宓的努力在今天看來已經成了千古絕唱。沒有哪個大學會有這樣的耐心來傳授這樣見效緩慢的課程。更重要的是，沒有哪個大學的學生會願意接受這樣的教育，他們必須匆忙地應付各種接踵而來的文化快餐的訓練。在1998年《南方日報》於廣州的數家著名高校進行讀書調查，調查的範圍，包括廣州的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共發放了1000份問卷，回收了819份，其中男女生比例各半，91%的受訪對象是本科生，其餘是研究生和專科生。50%的被訪者在“你讀得最多的書”這欄中，填的是“教材”。44%的被訪者最愛讀的是文學作品，而69%的被訪者在最不愛讀的著作中回答的是哲學。對文學的普遍熱愛，令95%的人在“對你影響最大的一本書”中，填的都是文學作品。的學生，也是比例最大的一羣，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書是《平凡的世界》，11%的學生認爲是《紅樓夢》。
而這兩本書，我想對於大部分選擇來講，只是因爲他們容易找到，而非真正喜歡。而這兩本書的選擇更暴露了他們狹窄的閱讀取向。由於整個社會功利性的需求，使得大學摒棄了基本的內在需求，而去努力尋找一種外在的證明，他們可能會沉湎於一個漂亮的TOEFL成績或者一張駕照，而不願去讀一本古希臘的哲學。在過於追求實用的同時，他們也讓自己喪失了人的很多特性，他們缺乏精神上的浸染，更缺乏足夠的趣味性。我常爲這些受過幾十年教育的人臉紅，他們在人格上呈現出巨大的蒼白，他們缺乏縱深的歷史感，也沒有對人類豐富情感的好奇心和把握力，他們侷限在一種膚淺的生存狀態。他們作爲人的存在是缺乏血肉和靈魂的。
除了閱讀經典，我們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補救辦法。既然魯迅已經說過了“儘量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那麼我們或許真的應該認真地拾人牙慧，認真地閱讀那些影響生命的西方的大書。而余英時教授則建議補上一些中國的傳統名著如《莊子》等。不管怎麼樣，作爲一所大學，她必須終止不停地製造快餐與垃圾的短視行爲，而作爲一個試圖擁有健全人格的學生，你必須瞭解生命的豐富比學會一口流利的英語更重要。